作者： 畢光明

抒情詩集。作者宋琳、張小波、孫曉剛、李彬勇。學林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新派批評家朱大可作序(《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這部由幾位學院派青年詩人合著的城市詩集，以新的詩歌語匯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都市的一種奇異騷亂的文化景觀。正如朱大可所描述的：“一方面是簡陋的棚戶區(qū)及其作為背景的黑色車皮、礦石和路軌，竹刷子使勁清洗著老式馬桶，古老的三五牌鬧鐘嘶啞地敲打起來，躺椅上光裸上身的男人大手大腳地占領著夜晚的柏油路面，油污和汗臭編織成粗鄙與豪爽，近代城鎮(zhèn)文明在郊外田野氣息的縈繞中瞌目沉睡；一方面是有著大力牌商標和野牛性格的打樁機突突敲擊混凝土方柱，樓群和立交橋沿藍天弧形地升起，雀巢咖啡在新式廚房里沸騰，灑水車冷卻著來自足球賽場的熱量，櫥窗向世紀末炫耀各種家用電器和電腦裝置，現(xiàn)代都市文明在噪聲和濃煙里魔術般地出現(xiàn)。于是小巷風情和大街氣派兩種對立的文化景觀互相交叉著投影成城市經(jīng)緯線的網(wǎng)格。另一種沖突則更為尖銳和嚴重：一方面城市在其現(xiàn)代化進程中愈來愈具有世界村的意味，民族標記和歷史遺跡在技術突進中向它的最后營壘——博物館撤退，城市穿上最流行款式自豪地展覽著它的現(xiàn)代形體；一方面人口生產(chǎn)機制過于發(fā)達，密度大大超過了城市功能所能負荷的閾限，工業(yè)技術排放出噪聲和毒氣與人們爭奪著狹小空間，于是人與人、人與技術的摩擦和廝斗變成城市上演率最高的生活劇目。”震響在這一生活沖突中的是青春期的焦灼、自信或自欺。這一主旋律又在不同詩人身上變奏出同中見異的心理沖突和美學品格。城市的崛起并沒有對宋琳造成太大的壓迫感，相反，“流動的”“中國的大街”帶給他一種欣喜，因為一個“寧靜”的《音樂山谷》足以撫慰喧囂和白日的城市，使“所有嘈雜和哀怨都在這里消失”。作者感受于城市的好像就是不停頓的節(jié)奏。波爾卡的節(jié)奏，“狂飆突進派”“藍色騎士派”的“周末節(jié)奏”，與之協(xié)應的是生命的節(jié)奏。“戴博士帽的幻想”，“事業(yè)的囚徒”是人生向上的節(jié)奏。《雨中的打樁者》傾潑出的是勞動“使都市驚訝的節(jié)奏感”。這種對生命的熱愛到后期的《致埃舍爾》之類的了悟世界本體的詩中，也仍然留下了蛛絲馬跡。孫曉剛的城市圖景則呈現(xiàn)出更明快也過于簡潔的“招貼畫效果”。“美麗城市”、“希望的街”、《兒童游戲》、《飛碟明快》，構成了他的透明的詩歌世界。張小波卻畫出了城市人情緒的另一極，它“發(fā)現(xiàn)龐大的世紀末在海上”(《城市人》)，騷動的內(nèi)心同外界的逼壓相沖突，使他產(chǎn)生了“身居何處”的疑問和“人間千年，為什么生存穿行在遺憾之中，遺忘之外”(《巴比倫塔》)的迷惑，他的詩歌也因此更能觸動現(xiàn)代人內(nèi)心的隱痛。城市的怪影在李彬勇的詩里卻要模糊得多，他的“沉寂的詩行”是發(fā)自本能需求的用以“排遣心中的忿懣、思念與熱烈”。“生命太短了”(《圣誕節(jié)手札》)，對生命過程產(chǎn)生這樣的強烈感受，能夠補救的也就是用力地把握它，讓這一過程爆發(fā)出灼人的力與美、色彩和音響，盡管這可能是人為自身設計的一個騙局。李彬勇的詩因此而喧響著滂沛之音。青春的勃旺與進攻欲在這里咄咄逼人地突現(xiàn)出來。“渾身冒出熱氣的結實如鼓槌的性格與體積”(《鼓槌之歌》)，不只尋求在愛欲中的渲泄，也表現(xiàn)為對應當屬于自己的世界的占有和主宰的要求。《東方，一個夏天》，用惠特曼式的豪放抒發(fā)了要求置換民族的血液，改變東方人的形象的奔放的感情。但同時他的詩中仍處處波動著命運羈束和生命碎裂的惶恐不安的感覺。詩人常常把這種自身的焦慮用“換位”的方法表達出來。例如這樣的詩句：“鋼鐵是怎樣等待的／人是最富彈性的物質亦受不了這樣的等待更何況鋼鐵”(《鋼鐵》)。李彬勇的詩以獨特而又帶有普遍意義的深度的人生感超越了城市詩的閾限，使這部詩集不僅在詩歌的意象品質方面拓展了“朦朧詩”的藝術領域，也在藝術對人生和宇宙的感悟方面推進了詩歌哲學的觸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