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義》的主要內容,《封神演義》導讀

《封神演義》是明代的一部長篇小說。許仲琳著，一說陸西星著。今存最早刻本是明代金閶舒載陽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全名“新刻鐘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別題 “批評全像武王伐紂外史封神演義”，20卷100回。此本卷2首頁題“鐘山逸叟許仲琳編輯，金閶載陽舒文淵梓行”。源出舒本的康熙間 “清籟閣藏版”本，卷2題 “鐘山逸叟許仲琳編輯，竟陵伯敬鐘惺批評” (據劉修業 《古典小說戲曲從考》)。其他刻本如“四雪草堂”康熙三十四年褚人獲序本等，均不題撰者。孫楷第發現清初《傳奇匯考》中《順天時》傳奇解題說：“《封神傳》傳系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案： 《曲海總目提要》同。)長庚是陸西星的字，“元時”乃 “明時”之誤。因此《封神演義》的作者現有許仲琳和陸西星兩種說法，而都只有孤證，難以確斷。關于成書年代，魯迅說： “張無咎作 《平妖傳》序，已及《封神》，是殆成于隆慶萬歷間 (十六世紀后半) 矣。”( 《中國小說史略》)

許仲琳是明代南直隸(今江蘇南京)人，生平不詳。陸西星(1520—?)，萬歷辛丑(1601)尚在世。南直隸興化(今屬江蘇)人，著有 《南華副墨》、《方壺外史》等。(詳見胡適 《陸長庚西星的年歲》)

《封神演義》是以武王伐紂的歷史故事為線索寫成的神魔小說。全書內容，魯迅曾概括如下： “《封神傳》始自受辛(案： 即紂王)進香女媧宮，題詩黷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第二至三十回則雜敘商紂暴虐，子牙隱顯，西伯脫禍，武成反商，以成殷周交戰之局。此后多說戰爭，神佛錯出，助周者為闡教即道釋，助殷者為截教。……其戰各逞道術，互有死傷，而截教終敗。于是以紂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終。封國以報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則委之于劫數。其間時出佛名，偶說名教，混合三教，略如 《西游》，然其根柢，則方士之見而已。”( 《中國小說史略》)

武王伐紂的故事在民間很早就有流傳，到了宋元時代產生了講史話本《武王伐紂平話》。《封神演義》便是在平話的基礎上博采傳聞、益以虛構和幻想而寫成的。小說從開頭至第30回，除哪吒出世的幾回外，幾乎完全根據平話加以擴大改編; 從第31回起至第87回則完全離開平話，放手專寫神怪故事。(詳見趙景深《〈武王伐紂平話〉與〈封神演義〉》)《封神演義》與一般的歷史演義不同，魯迅把它列入神魔小說類，指出：“書之開篇詩有云，‘商周演義古今傳’，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談神怪，什九虛造，實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 (同上)。

《封神演義》中的紂王是一個暴君的典型，他沉湎酒色，聽信讒言，殺妻誅子，殘害臣民，甚至使用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如制炮烙、造蠆盆、剖孕婦、敲骨髓等。在紂王的暴政統治之下，朝政日非，民不聊生。而西伯姬昌(周文王)和周武王則是儒家理想的“仁君”，得到人民的擁護。這種描寫反映出武王伐紂乃是順乎民意、“吊民伐罪”的正義之舉。姜子牙提出的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是為 “以臣伐君”、“以下伐上”的反對獨夫民賊的斗爭提供理論根據的進步主張。一些研究者認為，書中有關紂王沉湎酒色久不設朝以及任意殺戮大臣等描寫，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現實政治狀況。但是，作者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封建主義的王權、神權和天命論。王權至上的思想是和“以下伐上”相矛盾的，所以作者在肯定伐紂的正義性時，又竭力贊揚那些盡忠于紂王的大臣和反對武王伐紂的伯夷、叔齊。作者只得借助神權和天命論來解決這種矛盾，按照他的設計，“成湯氣數已盡，周室天命當興”，一切都是天意，最后無論哪一方，死后都被封神，正義與非正義的界線消失了。濃厚的天命論色彩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

《封神演義》受人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充滿了富于想象和夸張的神話色彩。神魔們的奇特形狀和神異功能，如哪吒的蓮花化身和風火輪、土行孫的土遁法、雷震子的肉翅等等，能令讀者產生驚奇而愉悅的藝術感受。書中對哪吒鬧海、剔骨還肉的歌頌，對腦袋朝后的申公豹倒行逆施的諷刺，還都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據傳作者 “意欲與 《西游記》 《水滸傳》鼎立而三”，但《封神演義》藝術描寫比較粗糙，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的，較《水滸》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遜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視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