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國志》的主要內容,《大金國志》導讀

《大金國志》是一部系統記載女真族建立金朝始末的史著。舊題宇文懋昭撰。最后成書約在元代中期。現存最早的本子為近人羅振玉、傅增湘等收藏的三個明代鈔本。清掃葉山房本為通行本。近人章鈺利用三個明鈔本，統校掃葉山房本，今人崔文印又充分吸收了章鈺、傅增湘等人的校勘成果，考訂出該書史文的具體出處，編成 《大金國志校證》一書，于198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宇文懋昭，生平事跡無考，舊本題淮西歸正人宇文懋昭撰，并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進書表一通，稱“偷生淮浦，竊祿金朝”，可見是一個從金統治區投奔南宋的人于金亡那年寫成的。由于書中對宋、金、元的稱謂不同，加上所敘事實、所引之書有晚于端平元年的，故后人多懷疑此書為偽作，或至少是經過后人竄改過的。經崔文印詳細考證，認為從時間下限看，金海陵帝南伐的正隆六年(1161)是原書帝紀的結束，即包括卷1至卷15的帝紀，卷27的開國功臣傳以及雜錄、雜載制度亦為原著。而卷16至卷26的帝紀和兩卷文學翰苑傳，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十分低劣，顯系入元以后的狗尾續貂之作。

《大金國志》共40卷。卷首有進書表一通，金國初興本末、世系圖、九主年譜各一;卷1至卷26為金朝諸帝紀;卷27為開國功臣傳;卷28、29為文學翰苑傳;卷30至卷32為雜錄，載有金朝所立傀儡張邦昌、劉豫諸事;卷33至卷39為制度，包括天文、地理、京城、陵廟、儀衛、車旗、服色、官品、誥敕、除授、科舉、條教、赦宥、田獵、屯田、軍隊以及婚姻、飲食等各種制度;卷40節錄了許元宗奉使行程錄。全書體例駁雜，前26卷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了太祖完顏旻至義宗皇帝金朝九主的史事，后14卷則為紀傳體，與正史中的列傳、志相似。

《大金國志》的成書要早于《金史》，而且，它也是《金史》之外唯一的一部系統的金代史著，是研究金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官修《金史》的資料來源主要取自實錄和國史，而《大金國志》則有所不同。元人蘇天爵提到：“葉隆禮、宇文懋昭為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見 《滋溪文稿》卷25 《三史質疑》)排除了該書鈔自 《金史》的可能性。從卷1至卷15的帝紀內容看，寫法有綱有目，屬于綱類文字頂格寫，屬于目類文字低一格寫，前者大致取資于《中興小紀》、《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宋十朝綱要》諸書，后者是大段史文的征引，主要取自 《金虜節要》、《松漠紀聞》等書。整整十五卷紀年，條分縷析，把金朝從草創到鞏固發展約40多年歷史，簡單明了地概述出來。如海陵王一朝的記載，《金史》中既片面又簡略，在本書中卻有比較豐富的內容，關于議論遷都燕京的決策過程，《金史》中更不見有記載。又如典章制度，《金史》多詳于世宗大定年以后，而本書卻止于海陵王末、大定初年，顯然可以與 《金史》相互參考，如卷38的“京府州軍”對大定以前的建置、沿革、損益記載得十分清楚，以致錢大昕贊為“總京府州軍計之.正合百七十九之數，是足以訂史文之誤矣。”(見 《廿二史考異》卷84)其他諸如宮闕制度、職官輿服、雜色儀制等都詳載無遺，對全面了解金朝典制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本書在校勘方面的價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匯錄了有關張邦昌、劉豫所建楚、齊政權的若干資料，輯錄了部分宋金往來誓書等，雖然可以在《三朝北盟會編》、《大金吊伐錄》諸書中找到，但文字卻有不同。又如許元宗的 “行程錄”，盡管也是節略，由于來源不同，與《 三朝北盟會編》 相校，后者有大段脫文。至于本書所鈔撮的宋元時期各種記載，有的迄今尚能考出，有的卻早已散佚(如元好問的《壬辰雜編》)，幸賴此書得以保存，其價值更是不言而喻的。

前人評價 《大金國志》“多荒謬無稽，復沓冗俗”，這實為過分之語。書中的廟號謚號混淆、時間前后倒錯、人物張冠李戴，事件無中生有等諸多錯誤，經崔文印考辨，認為是續作者低劣加工所致，不是宇文懋昭原著的過失。當然，原著中亦有采自野聞里說，遺聞軼事之處，不盡可信，但大部分記事是與他書相印證或可補他書之不足的。”

參考文獻

• 1. 元蘇天爵: 《三史質疑》,載《滋溪文稿》卷25。
• 2. 崔文印: 《大金國志校證》,中華書局,198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