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的主要內容,《呂氏春秋》導讀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是先秦時期重要的雜家著作。為秦相呂不韋組織門客所撰。一說成書于秦始皇八年 (前239)，《序意》篇云：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可證。一說系呂不韋遷蜀時所作。司馬遷有“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之說。最早刻本為元至正 (1341—1368)年間刊本。明代刻本計有十余種，較重要的有弘治十一年(1498)李瀚本，嘉靖七年(1528)許宗魯本，萬歷(1573—1619)年間的宋邦義刻本、汪一鸞刻本、凌稚隆套印本等。清乾隆(1736—1795)年間，畢沅根據元刻本和他所能見到的部分明刻本，進行了全面校正。近人進行校釋的有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本，蔣維興、楊寬等人《呂氏春秋匯校》本，今人有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本。此外本書亦收入 《諸子集成》、《二十二子》。

呂不韋 (?—前235)原是陽翟(今河南禹縣)巨商，因幫助秦始皇父親子楚繼承秦國王位，被封為丞相，文信侯。執政時出兵滅東周，又攻取韓、趙、衛三國土地，建立三川、太原東郡。門下有食客三千，家僮萬人。曾命門客 “人人著所聞”，匯編成 《呂氏春秋》。秦王政親理政務后，被免職，后又被遷蜀，憂懼飲鴆而亡。

本書編排自成體系，設十二紀，八覽，六論，共26卷，160篇，20萬言。該書在 《用眾》篇中說：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在治學上，只要善取“眾知”之長，以補自己之短，就可以集腋成裘，達到 “無畏乎堯舜”的地步。為此，是書廣融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諸家，建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成為先秦各家思想最大的綜合者。

《盡數》、《圜道》、《大樂》、《序意》、《有始》、《應同》、《先識》 、《觀世》、《正名》、《知度》、《別類》、《有度》等篇，反映了它的哲學思想，它吸收春秋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思想，建立起龐大的天人體系。它提出萬物都由“太一”所生，是陰陽所化。“太一”就是“道”。“道也者，五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名，謂之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 《太樂》)正是陰陽 “精氣”變化，才造成日月運行，四時更替，萬物生長。“物動而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圜道》)，都是 “精氣”衍化的結果。在認識論上，它吸收《管子》、《荀子》中闡發的 “虛一而靜”思想，強調排除干擾，心志專一，方可達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得一”境界。在 《去尤》、《去囿》、《疑似》、《順似》等篇，還專門探討了如何排除主觀方面蒙敝，善于辨別使人迷惑的“物之相似者”。

《序意》、《應同》、《君守》、《恃君》、《用民》、《順民》、《謹聽》、《本生》、《重己》、《貴公》、《去私》、《先已》、《任術》等篇，反映了 《呂氏春秋》的社會政治思想。它雜糅儒、道、法、陰陽家思想，主張建立封建大一統的帝國，為秦統一中國提供了思想準備。它以發展的觀點，分析了從上古社會的 “無君”，到立“長”、立“君”，到 “天子”出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群治理的需要。“今周室既滅而天子既絕”( 《謹聽》)，只能使社會面臨興難。為了結束這一戰亂時代，就要呼喚新的天子的產生。它宣揚陰陽五行家五德終始的理論，在《應同》中分析了夏、湯、周的興衰，正是木德、金德、火德之間相互更替的結果。周為火德，“代火者必將水”。秦始皇正是接受了這種五德相克的理論，明確宣布自己繼承的是水德。

為建立封建的大一統秩序，《呂氏春秋》在 《序意》中提出 “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的 “法天地”原則。它將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又有孟、仲、季紀，認為十二紀的季節、氣候變化，全是五德運行的結果，并從五音、五味、五色、五方等方面，區分了每一個月的不同屬性。按照十二個月的不同特性，規定著天子所應從事的祭祀、宴享、躬耕、征伐、教民、巡狩等活動，描述了封建天子統治國家的理想圖畫。

《呂氏春秋》繼承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之道在于清靜無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虛靜以待”( 《知度》)，只有這種 “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在 《本生》、《貴生》、《貴公》、《去私》、《重己》、《先己》等篇，提出天子應以“天下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貴公》)因此，圣明的君主應當 “貴公”、“去私”，要像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一樣，“不阿一人”。吸收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主張天子 “出于公”、“出于眾”，應為民謀利，“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后可舉”(《順民》)。其關于 “先公”、“去私”、“先己”(正人先正己)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了儒家倫理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

《呂氏春秋》主張以 “義兵”統一天下。強調 “義兵”應秋毫無犯，紀律嚴明，進入敵境，要“不虐五谷，不據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蓄，不焚宅屋，不取六畜”(《懷寵》)，這樣的軍隊，必然會受到敵國之民的歡迎，“歸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

《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保存了先秦農家思想。呂不韋雖出身商賈，卻認為鞏固封建的統治，應以農為本。在 《上農》篇中，明確提出： “古先圣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如果舍本逐末，反倒會“失毀其國”。

《呂氏春秋》的《樂論》反映了它的音樂美學思想。它繼承了荀子《樂論》的基本思想，進一步論述了音樂藝術的起源和社會功用。它將音樂的產生與宇宙萬物聯系起來，提出 “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大樂》)，又從“心”“物”感應關系，論述了音樂產生的心理過程。提出 “適”的概念，強調要音 “適”和心 “適”，才能獲得美感享受。《古樂》篇保存著先王制樂的傳說，《音初》篇記載了古代民歌產生的神話，《音律》篇記載了對十二音律的測定方法。

《察今》、《察傳》、《去宥》等篇，保存了許多古代寓言故事，如 “刻舟求劍”、“掩耳盜鈴”等，這些故事短小精悍，文字生動，富于深刻的哲理，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呂氏春秋》的不少篇章中還記載了先秦時期關于自然科學的知識。“十二紀”中，按月記載了每月太陽、月亮的方位，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季節氣候特征，《圜道》反映了天地運行觀念，《有始》系統記載了古代關于二十八宿的名稱，及其在天象上的分布。《盡數》、《達郁》等篇，分析了 “精氣”在人體的流動不息以及“氣郁”成病的原因，《任地》、《辨土》、《審時》等篇，反映了先秦時期農業生產技術的水平，其中包括對土地的選擇、使用，耕作方法，以及對農作物生長發育的規律的認識。

《呂氏春秋》對后代影響最大的是其中關于“十二紀”的論述。這部分內容在儒家經典《禮記》成書時被編入，取名為《月令》。它作為一種體現陰陽五行變化，講究“天人合一”的圖式，對中國哲學、政治、文化均有很大影響。但其對中國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消極作用，也是明顯的。

《呂氏春秋》問世后，司馬遷給予很高評價，稱它“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在《報任安書》中，甚至把它與《周易》、《春秋》、《國語》、《離騷》等并論;后漢高誘為之作注，稱贊它 “大出諸子之右”。此后，人們認為此書雜揉各家，不成一家之言，研究極少。郭沫若著《呂不韋和秦王政批判》，為是書研究廓清了路徑。建國后哲學史界、思想史界重視了這部書的研究。

參考文獻

• 1.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
• 2. 金春峰: 《月令圖式與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特點及其對科學、哲學的影響》,《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