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歷實錄》的主要內(nèi)容,《永歷實錄》導(dǎo)讀

《永歷實錄》是以紀傳體記載永歷朝廷的存亡史。王夫之 (見 “讀通鑒論”)撰。本書有幾種異稱。清鄧顯鶴于道光二十二年 (1842) 所開列的 《船山著述目錄》(見《船山遺書卷首》王敔《薑齋公行跡》)無本書入錄，但有 《大行錄》一種，注明 “未見”，可能是本書的異名。王闿運則稱此書為 《永歷實記》，又稱《永歷事記》(見 《淞綺樓日記》)。王闿運在衡陽掌教船山書院多年，他所指的書名必有依據(jù)，則是又一異稱。曾國藩于同治四年 (1865) 刊行 《船山遺書》，其中有《永歷實錄》一種。同治和光緒年間編修和補修的 《衡陽縣志·藝文·史部》及《湖南通志·藝文·史部三》，都沿用此名未改，卷數(shù)也同。此后其他異名，已不見稱引了

本書初刻本是清同治四年的金陵書局本，1933年上海太平洋書局據(jù)此發(fā)行鉛印本。1982年岳麓書社校注的重印本，就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參照太平洋書局本對勘，擇善而從。書中對顯而易知的缺字如“虜”、“敵”等等，予以填補。對脫誤衍文，予以標、注，其他如古今地名異名，無傳的人名、官制、典故酌情注釋。卷終附錄一《籜史》，原是王氏佚著，載于民國四年湖南船山學(xué)社出版的《船山學(xué)報》一至六朝;附錄二《蒙正發(fā)墓志銘》，原載1952年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蒙正發(fā)《三湘從事錄》中，為中國歷史研究叢書之一;附錄三為本書所載重要地名以及雙方交戰(zhàn)的路線、繪制的軍事地圖。比較而言，岳麓本是最完備的流行本。

《永歷實錄》26卷(缺卷16，實存25卷)，約作于康熙十二至十七年間(1673—1678)，時距桂王被殺已有十余年。它表明王氏仍不忘故明的心跡。本書構(gòu)架是：卷1為本紀，為桂王朱由榔而立，年號永歷，因由榔死后未立尊謚，故名大行皇帝本紀。卷2至卷26(缺卷16) 的24卷都是列傳，計為永歷朝廷的108人所立，從立國名臣始至叛臣終。排在列傳前幾卷的人物，如翟式耜、嚴起恒、丁魁楚、朱天麟、吳炳、何吾騶、黃士俊、李永茂、文安之、方以智、陳子壯、姜日廣、何騰蛟、堵胤錫、章曠等名臣都占有相當篇幅。但本書也為一般朝臣和降清而又倒戈的將領(lǐng)列傳。值得注意的是本書還以3卷篇幅(卷13至卷15)為大西軍將領(lǐng)高必正、李赤心、李定國、李來亨立了傳，又將牛萬財、王光昌、王光興、郝永忠等次要將領(lǐng)附入以上正傳。卷22至卷26都為專傳，如22至23卷分列上下死節(jié)列傳，24卷為佞幸列傳，25卷為宦者列傳，26卷為叛臣列傳。

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

1.奉南明正朔，寓愛國正氣。卷1本紀以永歷紀年，列傳亦復(fù)如此，這與《小腆紀傳附考》以清帝紀年，以南明年號附紀作為僭偽的思想大相徑庭。書中隨處稱永歷為“上”、“駕”，出走稱“幸”。永歷帝從元年至十六年(1646—1661)在位，紀中以永歷政權(quán)為綱，闡述了十六年的政治、軍事史實。卷末以“吳三桂弒上于云南”，仍寓春秋筆法，含有貶斥亂臣賊子之意。

2、歌頌李定國的抗清斗爭。綜觀本書，只有卷1本紀和卷14李定國列傳是獨列的，其余所有列傳都是兩人以上的合傳。本書在體例上突出了李定國的歷史地位，在思想上主要歌頌他的忠君愛國。傳云：“李定國……本農(nóng)家子……長八尺，眉目修闊，軀干洪偉，舉動有儀度，在群盜中獨以寬慈者。喜接文士，通兵法、緯象，讀《通鑒綱目》，略通大義。”書中通過形象和愛好的刻劃，給人以不同尋常的視覺感受。傳內(nèi)歷敘其于危難之際卓立戰(zhàn)功，尤以為永歷帝之死哀毀欲絕的一片忠心： “三桂犯順，上崩于云南府”定國 “縞素發(fā)哀”“披發(fā)徒跣，號踴搶地，吐血數(shù)升”，兩年，“憤恚嘔血卒”。王夫之在其他臣僚列傳中都沒有如此忠義氣貫長虹的記載。

3、表彰李來亨軍的浴血奮戰(zhàn)。卷15《李來亨列傳》記錄了大順軍余部來亨麾下寧死不屈，勇抗清軍的浩然正氣。傳云：“體淳(純)、永忠死，來亨糧亦瀕絕……知不能久存，會諸將飲，大哭，分遣逃散。……遂舉火焚砦，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又頌揚了其部屬的忠貞：“來亨部凡三萬余人。來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執(zhí)者百五十人而已。余眾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終。”這些可歌可泣的實錄，填補了其他南明史關(guān)于農(nóng)民軍與南明聯(lián)合抗清的空白，而且也為桂王政權(quán)留下了翔實的記載。本書為同類南明史作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