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之詩，步趨唐轍，視元則伯仲，而比宋則遜矣。其大勢可得而述也，明初詩人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稱“四杰”，以配初唐王、楊、盧、駱。四子之中，高季迪為獨可稱道，季迪詩五古、五律，則脫胎于漢魏六朝及初唐;七古、七律，則參以中唐;七絕并學(xué)晚唐。蓋明詩步趨唐轍，季迪實為之倡，而摹擬之風(fēng)，亦季迪為之始。《四庫提要》論之曰：“高啟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惟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特其摹擬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以是尚可貴耳。楊基詩沿元季秾纖之習(xí)，有類于艷詞者。張羽以五、七言古詩稱，近體則失之平熟。徐賁才氣不及高、楊、張三子，而法度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什，并音尾溫麗，于三家別為一格。此明初四杰之得失也。

四杰而外，劉基、袁凱亦以詩稱。劉則獨標骨干，規(guī)摹杜、韓。袁以《白燕》詩得名，時稱“袁白燕”，李夢陽序則謂“《白燕詩》最下最傳，其高者顧不傳。”夢陽之言是也。凱古體欲學(xué)《文選》，近體欲學(xué)杜甫，惟未能至。綜六家而論，高氏而外，劉氏尚堪比擬，余子抑又下之焉。此明初詩學(xué)也。

永樂而還，尚“臺閣體”，其時李東陽以宰臣主持風(fēng)氣，比之宋初之楊、劉為不足觀矣。于是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fù)古，詩尚中唐，起而振之，時稱“七子”。李、何而外，則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王九思、康海也。七子之中又以李、何為可稱道。夢陽為詩，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摹字擬，食古不化，得少陵之似而失其真，其為摹擬又下于高啟。景明與夢陽同倡復(fù)古，然其與夢陽論詩諸書，各持異議，兩不相下，大抵二人摹擬蹊徑，所短略同，而夢陽則主于雄邁，景明則主于諧雅。同時薛蕙有句云：“俊逸終憐何大復(fù)，粗豪不解李空同。”此李、何之詩之所以各異也。景明論詩謂古詩之法，亡于謝靈運，而于七言古體，深崇四杰轉(zhuǎn)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中。錢牧齋輯《列朝詩》力詆之，而王漁洋《論詩絕句》云：“接跡風(fēng)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后賢。”頗不以景明為然，所以防浮艷涂飾之弊，皆所以救景明之失也。要之二子以風(fēng)節(jié)見重于時，故天下翕然宗之。初不以其詩文為得海內(nèi)學(xué)者之歸往，斯則論二子詩者所當知已。

禎卿少喜劉禹錫、白居易之詩，后從李、何游，則趨漢魏，其論詩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勵其節(jié)，《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后法經(jīng)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又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之于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其論殊當，惟其詩則又不能踐乎其言。觀其《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慚集》等篇，多屬艷冶，類于短詞，有六朝晚唐之風(fēng)。故曰其詩不踐乎其言也。邊貢之詩，陳臥子稱其才情甚富，能于沉穩(wěn)處見流麗，聲價在昌谷(徐禎卿)之下，君采(薛蕙)之上。而胡應(yīng)麟謂邊貢詩興象飄逸，語尤清圓，當在李、何之上。平心而論，臥子之言為當矣。廷相九思詩又下于邊貢。康海之詩不及其文，王世茂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不麗于雅。綜而論之，則七子之詩自李、何外，惟數(shù)禎卿，余不足論也。

其時李、何之風(fēng)最盛，惟薛蕙獨以清削婉約介乎其間，高敘嗣擺脫窠臼，自抒性情，乃迥與夢陽異調(diào)。楊慎含吐六朝，獨立門戶，于李、何之外，自成一隊，此亦有足稱者。嘉靖而后，王慎中、唐順之并起，力抑李、何，然所爭者古文，其于論詩，亦同尊初唐、盛唐，無大異同也。至王世貞、李攀龍起，乃復(fù)張李、何余烈。與徐中行、宗臣、吳國倫、梁有譽、謝榛，又并稱“后七子”。世貞論詩必推盛唐，以為自中唐而下不足學(xué)。曰“盛唐之于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無跡。而今之嘵嘵竊元和、長慶之余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見《徐汝思詩集序》)其推尊盛唐如此。以其詩論，則樂府古體卓然成家，為可稱矣。攀龍詩摹古太甚，鍛煉未純，所擬樂府或更易古人數(shù)字以為己作。惟七言近體則高華矜貴，是其所長。至其論詩謂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當時與世貞互相倡和。而徐中行輩乃聯(lián)翩而起，持論一致，其失也沿襲雷同，是則后七子不如前七子矣。摹擬之風(fēng)，至斯既極。于是一變而為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而宏道最著)。宗道論詩，于唐好白樂天，于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xué)者從之，目為“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宏道之論詩文也，于王、李則極力攻擊，嘗曰“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何嘗字字學(xué)六經(jīng)歟?詩準盛唐矣，盛唐曷嘗字字學(xué)漢魏歟? ”(見《小修詩序》)是故失也淺俚。自是以后，王、李之風(fēng)漸息，而鐘惺、譚元春之說大熾。鐘、譚又矯三袁之弊，變而為幽深孤峭。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為《古詩歸》，稱為“竟陵體”。然兩人學(xué)不甚富，識解多僻，通人譏之，是故其失也僻澀。迨其后則嘉定四先生出焉，“四先生”者，唐時升、程嘉燧、婁堅、李流芳也。四子之詩，自謂矯之以真。婁堅嘗謂“近世之論，非拘拘求面目之相肖，即茍為新異，抉摘字句為悟解，如是焉已。凡為詩若文，貴在能識真耳。茍能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是則于李、何、王、李、公安、竟陵，皆所深譏者，然而其失也纖佻。明之詩至是而益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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