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劍尊聞》簡介|鑒賞

志人小說集，十卷。作者梁維樞，明末清初人。據書前作者引言，知此書成于順治十一(1654)年。除作者小引外，書前還有吳偉業、錢謙益、錢芬序。有順治十一年賜麟堂刻本、一九二七年藁城魏氏養心齋刻本， 都極罕見，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謝國楨先生所藏賜麟堂刻本作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書”之一種影印出版，才改變了本書流傳不廣的局面。

此書仿《世說新語》體例和門類，多《雅操》一門，而“捷悟”、 “自新”二門有目無文，故實存三十四門。作者自云：“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略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可見書中所記，以明人事跡為主，兼及元代。

本書內容與作者的生活經歷在心理上的烙印有一定聯系。作者在引言中稱“樞少為祖父母所愛，父母不忍嚴督。總角以后，日事蹴踘、馳馬、顧曲、近婦人。”這段羅曼史是他性格自由發展時期，難以忘懷。中年以后它作為一種潛意識印入作者心際。書中若干放浪才子的事跡，正是作者追憶這段經歷的投影。書中卷九《假譎》“唐子畏”條：

唐子畏往茅山，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閑步，見肩輿來，女從如云，中有丫環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桂華。謀為傭書，改名華安，因得此婢。 居數日， 逃還。 久之，華偶謁唐，見極類安，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又云： “貌正肖公。”唐但唯唯。 華起欲去，唐曰： “少從容。”命燭導入后堂，召諸婢擁新婦出拜。華愕然。唐曰： “無傷也。”拜畢，因攜新婦近華曰： “公言我似華安，不識桂華亦似此婦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梁維樞這部書寫于他被削職家居的時候。從冗繁的政務中突然解脫出來，他得以在恬淡的氛圍中追昔撫今，咀嚼人生的甘苦，回憶美好的過去。這里記敘唐寅的浪漫故事，恰好準確地標示出他憶念弱冠以前生活的心理流向。從唐寅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作者把對這種浪漫生活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卷八《任誕》門“顧文康”條：

顧文康微時讀書山寺，逐得一犬，剝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斧其像以爨犬。熟即呼群兒環坐，掰而大嚼，為之一飽。

寺廟和羅漢對顧文康不僅失去了一切尊嚴，反而成了取笑和燒火的材料。這種狂放行為，表現出反對封建宗教迷信、反對人服從神的無神論思想。如果聯系到上面唐寅的故事，就會使人感到這些故事不過是一個主旨的不同側面，那就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界以王學左派為代表的尊重個性、尊重個人感情啟蒙主義新思潮的余波。卷七《規箴》門“湯臨川”條：

湯臨川創為《牡丹亭》，張新建相國語之云：“以君之才辨，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關閩下，而逗漏于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為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 “顯祖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顯祖講情。”張無以應。

湯顯祖雖然曾從師于羅汝芳等理學大師，可他終于擺脫了傳統理學中“性”與“理”的束縛，提出了“情”的哲理。一部《牡丹亭》，正是他的情勝于理哲學思想的形象表述。故事中湯顯祖與其師張位的對話，可以看出他所重視的“情”，與理學諸師的“性理”是相悖的。這篇故事出自明陳繼儒《批點牡丹亭·題詞》，梁維樞把它取入本書，表現出他與湯顯祖的相通之處。 不僅如此，他還把李贄關于“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之類的話采入書中。只有啟蒙主義的忠實信徒，才能這樣不遺余力地歌頌越軌于當時的言行。正因如此， 《四庫提要》斥這些言行為“狂謬之詞”，并以此認為書中內容“頗乏持擇”。這固然反映了正統文人們的偏見，卻也從反面顯現出《玉劍尊聞》作者執著于啟蒙主義的思想傾向。

作者官工部主事期間，政跡不錯。作品中另一重要內容，是為官者的故事。作者先寫一些官員廉潔自好的言行，卷一《德行》門“王琎”條：

王琎作寧波知府，操守廉介。故事，日有堂饌，用魚肉。琎謂家人曰： “汝不見我食草根時!”命瘞之。人呼為“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訪，為客居閑。琎不懌曰： “吾意若造請，有利于民也，而厲民耶!”茶至，大呼： “撤去，不必奉!”給事慚退。人又呼“撤茶太守”。

同卷中“劉東山”條，寫歷任廣東地方官都將官庫羨余錢私用。劉東山為方伯時，卻將此款作公費支銷，毫無所取。在很多人心目中，作官是發財的代名詞，因此封建社會中升官而不發財者既少而又可貴。從王琎和劉東山的廉潔作為中，人們可以看到梁維樞為政的宗旨。其次，作者寫能干官吏的事跡，如卷二《政事》門“周文襄”條：

周文襄有一冊，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晝夜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文襄詰其失船何日何時東風西風。其人妄對，文襄語其實，詐遂不行。

作者寫此書時，正值明末政治腐敗，農民起義波瀾壯闊，明王朝統治風雨飄搖之際、作者于此時寫這樣的小說，其拯世救國的“補天”思想是明顯的。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這種善良的補天愿望，結果不可能實現。他們的一腔熱血和超人才能往往由于小人中傷、奸臣昏君的打擊而付之東流。卷一《德行》門“許應逵”條：

許應逵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應逵晚至逆旅，謂其仆曰： “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仆嘆曰： “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

為政有聲而被削職家居的梁維樞，其遭遇正與文中許應逵相同，這篇故事也正是作者與主人公共鳴的結果，說明他們理想與現實沖突在當時社會的普遍性。史料中沒有記載梁維樞在天啟黨論中屬何黨，但東林人錢謙益為其書作序和被削職的本身，可見他與東林有關，這與他本人以及通過作品表現的思想是一致的。

志人小說往往反映出包括作者在內的人們對人的設計和理想， 《玉劍尊聞》也是如此。作者以小說表示：做人應自由自在，任情所為，不受拘束;為官則要清廉和勝任。這些結論是他對人生品嘗之后得出的，因此有一定的說服力和貼切感。

書中一部分內容是雜采眾書，故藝術風格不甚一致。但其中也不乏佳作。前提到的“唐子畏”條，先略述唐寅化名、計取桂華的始末，然后詳寫華學士與伯虎相見的場面，很有戲劇性，加上詳略得當和幽默格調，耐人細讀。

由作者本人作注，是本書又一特點，不過注中內容很多為人所知之事，如曹操李白婦孺皆知，故《四庫提要》譏其注“尤多膚淺”，是允當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