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這個詞調，顧名思義，其創制之始，當因辭詠江城之事而得名。此調流傳下來的較早的作品，有后晉和凝所撰五首，前蜀韋莊所撰二首，但都是愛情詞，似非創調之作。歐陽炯這首詞時代稍晚于上舉和、韋二氏所撰，卻詠曲名本意，所詠者乃揚子江畔之古城金陵。作者系蜀人，歷仕于前蜀、后唐、后蜀和北宋，而金陵在五代十國時期則先后是吳、南唐的領地，他卒于公元961年，其時南唐尚未被北宋吞并，因此，他似乎不大可能到過金陵(除非他曾作為所仕國的外交官員出使吳或南唐)。也就是說，本篇當系純然游丸于“虛”的神游之什。

金陵，即今江蘇南京。戰國時，楚威王滅越，始置金陵邑。三國時，吳大帝孫權定都于此，名建業。晉時改名建康。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均以此為都城。上述五朝含三國吳，史家并稱“六代”。這六代，東吳歷時43年，東晉歷時103年，宋歷時59年，齊歷時23年，梁歷時55年，陳歷時32年，在歷史舞臺上，都是匆匆來去的過客。其統治者率多茍且偷安、醉生夢死之輩，他們鎮日沉酣于醇酒、美人之中，全不把內憂外患放在心上，一旦禍起蕭墻或烽警邊場，往往糊里糊涂地便丟了江山。一切豪華浮艷，轉瞬間都化作過眼煙云，徒給后人留下無窮的感喟。故自唐代起，六朝興亡的故事就成了懷古詩句中長詠不衰的習見素材。本篇亦其一例。

詞人落筆便將六代古都金陵置放在一個寥廓而蒼涼的藝術境界之中。紅日西沉，馀霞成綺，江城寂寂，岸草凄迷。這景象是美的，但美得令人悵惘，恰如唐人李商隱《樂游原》詩之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正象征著六朝的繁華而沒落。詞境與史的軌跡，情韻一揆，融合無垠。

早在詞人之前一千幾百年，春秋末期的哲人孔子，曾經佇立于某一條大河的此岸，對著滔滔而去的流水感嘆時光的一去不復返：“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從此，逝水流川就成了時間長河的代名辭。歐詞“水無情”以下三句，引喻略同。歲月之無情，一如流水之無情，昔日六代之繁華，于不知不覺中追隨著長江逝水的拍拍波聲，永遠消失在了歷史流程的天涯，不可逆轉，不可復追。只十許字，便說盡六朝三百一十五年事，何其凝煉，何其概括！而僅僅借助一個比喻，即將無形的時間推移形象地展示在讀者的視野中，其藝術表現力又是何等的神妙！

然而其高明之處猶不止于此。最后三句，愈出愈奇了。姑蘇臺，故址在今江蘇蘇洲西南的姑蘇山上，相傳為春秋時吳王夫差所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參見漢趙曄《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袁康、吳平《越絕書·越絕內經九術》)。建臺工程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致使吳國民不聊生。西子，即西施。春秋時期，吳、越兩國爭霸，越王勾踐敗于吳王夫差，偕夫人入吳為賤隸，三年始得歸越。他誓欲報仇雪恨，聞夫差淫而好色，乃獻國中苧蘿山美女西施，陰謀惑亂吳王，壞其朝政(其事亦見《吳越春秋》及《越絕書》)。按吳王夫差即位之初，厲精圖治，一戰破越，稱雄于東南；既勝而驕，耽于享樂，建姑蘇臺，寵幸西施，且拒絕諫爭，殺害忠良，又不自量力，大舉用兵，北向與齊、晉等列強爭霸中原，終因勾踐乘虛而入，兵敗自殺，國家覆亡。歐詞結尾，即用這段史實以與六朝之事相對照。乍一讀來，不免有人會搖頭：對大江石城而感喟六朝事，卻橫空牽入吳越舊春秋，豈不是走題了？然而再三吟味，我們便會發現，它字字出人意料之外，卻又字字在人情理之中：吳越興亡，六朝陵替，雖然時隔千年，但其間的歷史教訓則是相同的——有國而驕奢淫逸，其不傾覆者也鮮矣！正是這樣一個邏輯聯系，使得詞人有充足的理由將被此懸絕的兩段史實扯到一起來加以比勘。又，江城金陵，高臺姑蘇，雖然地隔百里，但日落西陬，月上東山，蘇州在金陵東，那一輪明月可不就是從蘇州的方向冉冉升起，西來俯鑒江城的么？詞人構思，蓋由此想出，自有脈絡可尋，編排十分周密，并非不講文氣，如野馬脫韁似地瘋跑。更有妙者，兩段史實的比照絲毫不著痕跡，是用了一種極空靈的表現手法來完成的。中天朗月，本極嫻靜超脫，而一經被詞人限定在“姑蘇臺上”，形容成“如西子鏡”，她便無可奈何地負載了那個遠在百里之外，亡達千年之久的古吳國的全部艷史和恨史。于是她的“照江城”，儼然有了以古吳鑒六朝的意味。也就是說，她在履行自然規律賦予她的職責的同時，捎帶著辦妥了詞人托付的任務——對一項重要歷史法則的印證。

唐人劉夢得有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石頭城》)這是單純的金陵懷古。李太白亦有詩云：“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蘇臺覽古》)這是單純的姑蘇懷古。歐陽炯此詞，妙就妙在一矢嘯天，貫穿雙鵠，兼二者而有之。你看他一筆拓開了多么廣大的歷史空間和地理空間！不謂之奇作，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