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口中剿匪記》原文閱讀|主旨理解|賞析|讀后感

豐子愷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齒拔光。為什么要這樣說法呢？ 因為我口中所剩十七顆牙齒，不但毫無用處，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淺。現在索性把它們拔光，猶如把盤踞要害的群匪剿盡，肅清，從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樂業。這比喻非常確切，所以我要這樣說。

把我的十七顆牙齒，比方一群匪，再像沒有了。不過這匪不是普通所謂“匪”，而是官匪，即貪官污吏。何以言之？ 因為普通所謂“匪”，是當局明令通緝的，或地方合力嚴防的，直稱為“匪”。而我的牙齒則不然：它們雖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緝它們，嚴防它們，反而袒護它們。我天天洗刷它們；我留心保養它們；吃食物的時候我讓它們先嘗；說話的時候我委屈地遷就它們；我決心不敢冒犯它們。我如此愛護它們，所以我口中這群匪，不是普通所謂“匪”。

怎見得像官匪，即貪官污吏呢？ 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們竟不盡責任，而貪贓枉法，作惡為非，以危害國家，蹂躪人民。我的十七顆牙齒，正同這批人物一樣。它們原是我親生的，從小在我口中長大起來的。它們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與我痛癢相關的。它們是我吸取營養的第一道關口。它們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營養我全身。它們站在我的言論機關的要路上，幫助我發表意見。它們真是我的忠仆，我的護衛。詎料它們居心不良，漸漸變壞。起初，有時還替我服務，為我造福，而有時對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來它們作惡太多，個個變壞，歪斜偏側，吊兒郎當，根本沒有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對我賊害，使我奇癢，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煙，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畫，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說話，使我不得安眠。這種苦頭是誰給我吃的？便是我親生的，本當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牙齒！ 因此，我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在這班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經隱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隱忍，還要不斷地買黑人牙膏、消治龍牙膏來孝敬它們呢！

我以前反對拔牙，一則怕痛，二則我認為此事違背天命，不近人情。現在回想，我那時真有文王之至德，寧可讓商紂方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誅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醫師的一次勸告，文王忽然變了武王，毅然決然地興兵伐紂，代天行道了。而且這一次革命，順利進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紂要“血流漂杵”，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見血光，不覺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飲水思源，我得感謝許欽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來看我，他滿口金牙，欣然地對我說：“我認識一位牙醫生，就是易昭雪。我勸你也去請教一下。”那時我還有文王之德，不忍誅暴。便反問他：“裝了究竟有什么好處呢？”他說：“夫妻從此不討相罵了。”我不勝贊嘆。并非羨慕夫妻不相罵，卻是佩服許先生說話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偉大，后來有一天，我居然自動地走進易醫師的診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經過他的檢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口中的國土內，養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這批人物殺光，國家永遠不得太平，民生永遠不得幸福。我就下決心，馬上任命易醫師為口中剿匪總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進攻。攻了十一天，連根拔起，滿門抄斬，全部貪官，從此肅清。我方不傷一兵一卒，全無苦痛，順利成功。于是我再托易醫師另行物色一批人才來。要個個方正，個個干練，個個為國效勞，為民服務。我口中的國土，從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1947年冬于杭州。

俄國文藝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概念：語言的“陌生化”(又譯作“奇異化”)。他認為，詩歌史其實就是詩歌語言不斷陌生化的歷史。語言的陌生化的好處在于它提供給讀者新鮮的感覺，于是翻新出奇的審美感受也就寓于其中了。本篇的篇名“口中剿匪記”，就絕對是語詞的新鮮的組合，是陌生化的比喻。作者將“口中”與“剿匪”這兩個詞硬性搭配在一起，按西方的詩歌修辭學術語來說，就是“暴力性嵌合”。雖然讀者對這兩個詞分別很熟悉、很理解，但對這陌生的詞語組合的意義卻不甚了然，于是就急于想弄明白它的完整的意思，產生了閱讀的興趣與接受的期待。還有一個“記”字，它的意思是在暗示“故事”，這就更加強了讀者的閱讀欲望了。

文章的第一句話就點了題：“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齒拔光”。原來“剿匪”是個比喻，“匪”就是“病牙”，“剿匪”就是“拔牙”，“剿匪記”就是拔牙的經歷。這比喻是新奇、獨特的，但作者是否有點“小題大作”呢？對病牙的痛恨是否能與對土匪的厭憎等量齊觀呢？讀者可能產生類似的疑問。作者針對讀者可能產生的疑問的策略是：干脆“小題大作”到底，徹底地把病牙——土匪的比喻擴大化。于是病牙成了官匪、貪官污吏的比喻，人的身體成了社會、人民的比喻，拔牙成了治療社會弊病的政治性比喻，拔牙治病的正當性成為改革社會與根治劣政的合法性理由。

作者的敘事策略是“以小喻大”，用人人皆知的日常生活的小道理喻指一般老百姓并不十分明了的政治的大道理，從而收到深入淺出、說服力強的效果。從議論文的角度說，作者運用的是類比推理，即病牙要除，貪官污吏就像病牙，所以貪官污吏必須“拔除”。這樣的觀點，老百姓容易明白，容易感同身受，也易于心悅誠服地接受。這就是比喻的力量。一個好的比喻有時勝過反復、嚴密的邏輯論證。

一個較為復雜的比喻也是有邏輯的。當作者將“我身體”比喻為社會有機體與全體人民時，便有了好牙、病牙、拔牙、裝牙的過程，以及與其相對應的比喻意義即好官、貪官、懲官、換官的社會變動和政治理想的描述。其核心是關系比喻，即用“身體”與“牙”喻指“社會”(人民)與“官吏”(政治)。牙是為身體服務的，因此官吏也應為人民造福；病牙是身體一部分的變壞，貪官污吏也是社會機體的異化，必須醫治。這樣一來，作者談的是治牙病，影射的卻是當時的政治。本篇寫于1947年冬，國民黨統治區內政治腐敗，貪官盛行，像豐子愷這樣的知識分子也“不平則鳴”了。他把自己的十七顆病牙，比作貪官污吏，“一味對我賊害，使我奇癢，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煙，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畫，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說話，使我不得安眠”。一連八個排句，義憤之情溢于言表。或許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不得生存。這也是當時老百姓生存狀態與心境的一種寫照。

豐子愷以比喻的方法言政，也是當時言論控制下可行的策略。他談治牙的詳細經歷與感受，似乎是身邊瑣事，偶感而發，從而增加了一定的安全系數。但其影射意味，讀者們心知肚明。最后指出一點，俗語說：“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也就是說，比喻都有不恰當的引申的一面。比如，作者把醫生給他裝上的一口新牙，比喻成好官，“個個方正，個個干練，個個為國效勞，為民服務”，但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副“假牙”而已，它的功能是抵不上真的好牙齒的。因此以假牙喻好官是有缺陷的，這就是所謂“蹩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