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虎者及其家族(原詩略)·力揚》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射虎者及其家族》于1942年在《文藝陣地》7卷1期上發表后，就立刻轟動了山城重慶和整個的“大后方”。

這首長詩共計八章，多達429行，分段卻無定法，最短的只有兩行、三行，最多的十五行、十六行不等，仿佛這里有很大的隨意性。其實，仔細研究一下，就不難發覺詩人的苦心——希望讀者得到質樸、自然而舒暢的總體印象，得到雄健與溫婉、呼嘯與嘆息、陽剛與陰柔和諧統一的美感。

它不削足適履地搞“一東二冬”，而是行云流水一般，將氣韻深深地隱藏于詩的律動之中，使人獲得一種音樂性的愉悅與滿足：時而凝聚，時而消散，時而潺湲，時而澎湃。這的確是相當巧妙的主意，缺乏功力者當難以企及。

其次，在結構布局方面，詩人基本上是沿用我國民族民間傳統“講故事”的“有頭有尾”的敘述方式，逐步鋪展情節、介紹人物的。不過，作者也并不曾完全忽略吸收西方文學的插敘、倒敘、跳躍等等手法，因而做到了既適應大多數群眾的欣賞習慣，又進行了某些必要的初步改造(如《長毛亂》一章中幾條線索并列交織的運用)。

尤其重要的是，這首詩毫不回避中國人民主要是中國農民的文化劣勢和心理劣勢——反抗暴政，反抗命運，卻缺乏合乎科學的思維與信念，不滿于而又不得不屈從于那似乎是上天安排的一切；善良到了怯懦的地步，無知到了愚昧的地步，而且心安理得地把封建地主階級的包括“三綱五常”在內的一切陳腐、反動的觀念，“全盤”“拿來”，連狡詐和貪婪都向他們“學習”，從而不僅在肉體而且在靈魂的意義上，都出賣了自己而終不自覺。

這首詩，寫的是一個人間的復仇故事——一個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報復另一個人數少得多、然而占有衙門、軍隊、警察、法庭、土地、資本、糧食、教育機構、輿論工具和勞動力市場乃至奴隸們的人身的嗜血的階級，報復那剝削之仇、壓迫之仇、欺騙與侮辱之仇。

值得品味的是，故事的發端卻是老虎。也許它與作者的家史巧合。無奈射虎者不幸在“猶能彎弓的年歲/被他底仇敵所搏噬”。根據全詩多次顯豁表達的，這位射虎者似乎并非葬身虎口，而是無力戰勝“苛政猛于虎”之虎。從此，“他的遺囑是一張巨大的弓/掛在被炊煙熏黑的屋梁上/他的遺囑是一個永久的仇恨/掛在我們的心上”。出現了全詩的第一個象征。

請注意接下來的歌唱，在敘述到他的三位祖輩(大伯祖父、二伯祖父、親祖父)的職業選擇時，有一個字眼非同尋常，即：“殺父的仇恨”這一句子中間的“殺”字。

射虎者的兒子們全數淪為赤貧。兩個成了作田佬(鐮刀與鋤頭不過是稍加變換的說法)，剩下最小的為了謀求新的活計，干了一陣木匠，發現并無轉機，又回到人人都走的老路上來；他和哥哥們的區別在于：不當長工，而寧愿承受辟草萊、開生荒的辛苦，終于成為可以打一石谷的稻田的主人，同時還找到了一個“看來像自己女兒的妻子”——就是作者的祖母。知足常樂的中國人會欣慰地評論：這就算菩薩保佑了。

第三章《母麂與魚》，忽然閃耀出田園牧歌式的靈光，調子輕松而歡愉。一頭逃避獵犬追逐的母麂，竟然鉆進正在勞動的祖母的圍裙里，畜牲也信任她的善良；而被“山水”砸死的“銀色的魚”，祖父居然能從“石磴的縫隙”中輕易找到，又是何等的神奇！　這些富有傳奇色彩的往事，撩撥著年幼天真的詩人：為什么我就碰不上母麂，拾不著魚？然而，就在這一派童趣中，力揚輕舒手腕，又點出那莊嚴的主題來：“難道‘自然’母親/現在已變成不孕的老婦/老不見她解開豐滿的乳房/再哺育我們這些兒女？”接著，作者又自問自答：“不是不肯哺育我們/而是被別人把她的乳汁擠干”。從而埋伏下一個疑問：“別人”是誰？

仿佛詩人猜到了讀者的內心活動，在沉重有力地也是意在言外地描繪了人民的性格與力量——山毛櫸一樣的“忍耐”與“堅貞”之后，立即著手牽著戴“玳瑁眼鏡”的“恩賜貢生”上場；他，正是那個榨盡一方“自然”母親乳汁的“別人”。

一場圍繞著山洪卷來的“白銀”夢，很快就破滅了。破滅得很慘；不但那些沒命打撈上岸的杉木必須如數“送上”，還賠凈了僅有的二十七塊銀元——那是祖母“用每個雞蛋換成三個康熙大錢”，爾后再用“七百文康熙大錢換成一塊銀元”啊，全完了，這個可憐的老婦，這老實巴腳的一家，一切的希望全完了。

“黑暗！沒有盡頭的黑暗！難道真的永不天亮嗎？”這時，閃現了一道看似曙光的幻影——太平天國的敗兵，潮水似地涌向鄉野；太平軍，曾經是多少受苦百姓焚香祈求的對象(盡管“均貧富”實質上是一個虛妄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如今，卻全然失掉了理想、紀律與銳氣。他們搶劫，焚燒、奸淫、殺戮；那原來是為了表示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憤慨而解開的長辮，此刻紛披于肩頭，反而增添了幾分野蠻的匪氣。他們的所作所為，使親者痛、仇者快，大大地幫了愛新覺羅王朝和曾侍郎(國藩)的忙，連自家階級弟兄也稱之為“長毛亂”了。

這一章，體現了力揚的嚴格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這在當時已經露頭的“美化”農民革命、“拔高”暴動領袖的不正常風氣之中，應該說是頗有膽識的。

“長毛亂”留下的“痕跡”有二：一是留守家園的大伯祖父拋尸三十里外的田埂之上，也許是抗拒亂兵的裹挾，死得很凄涼，“倒下在那并非屬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卻又用最后的血溫暖著泥土/用最大的氣力通過抽搐的手指/緊緊地撳著一生夢想著的泥塊……”另一是“恩賜貢生”的長工以近乎本能的方式，掘開主人的窖藏，穿上主人的皮襖，“加入那向著茫茫道路竄去的隊伍”走了——這是所有流氓無產者的唯一出路。

畫面繼而轉換為別一種災難：缺醫少藥的中國農村，面對虎烈拉(霍亂)吞食血肉之軀時的驚怖與哀慟。不過，可怕的場景不應該造成閱讀時粗心大意的遺漏。落魄的遠行者敲門投宿，富有同情心的主人好客收容，以至付出了二伯祖父一條性命作代價。作品通過這一細節，謳歌了中國農民平和、寬厚、樂于助人的美好人性。

之后，才開始寫到“我”。父親像個影子，一閃而過。父親是讀書人，他軟弱，他有幻想——學而優則仕，是農民們改換門庭的普遍奢望——“我”卻和父親不一樣，雖則也識文斷字，偏念念不忘“復仇”，一如接受了祖父的隔代遺傳。射虎者的第四代能與其先人有了這等巨大的歧異，那關鍵不言自明，他找到了這塊受盡苦難的土地上破天荒的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

血債要用血來還。由于這一意念的燃燒，詩人寫下了最后一節：“我是射虎者的子孫/我是木匠的子孫/我是靠著鐮刀和鋤頭/而生活著的農民的子孫/我縱然不能繼承/他們那強大的膂力/但有什么理由阻止著我/去繼承他們唯一的遺產/——那永遠的仇恨？/二十年來，我像抓著/決斗助手底臂膊似地/抓著我底筆……/可是，當我寫完這悲歌的時候/我卻又在問著我自己：/“除了這，是不是/還有更好的復仇的武器？”這個結尾遒勁、悲壯，它真實地表述了詩人那種渴望用槍而不只是用筆的強烈愿望，令讀者過目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