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的發展歷史

孔子在魯史《春秋》基礎上進行編修，突顯其中大義，可以說是最初的春秋學。《韓非子·內儲說上》載：“魯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于人君乎！’”本來，《春秋》記載這種現象表示異常，和其他記載的日食、水災一樣，而當魯哀公問到此問題時，孔子卻以天道貫通人道。可見，孔子在解讀《春秋》的時候，已經把自己的思想、主張、觀點融入其中。

《春秋》大義的闡發，更多體現在解經之“三傳”的敘述和議論里。《漢書·藝文志》記載，古代王室都有史官，記言記事。周王朝時，史籍殘缺。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這里提到的首先是成書于戰國中葉的《春秋左氏傳》。孔子編訂魯史《春秋》后，講授給弟子。孔子死后，因其弟子眾多，所傳經義已有分歧。左丘明以史事解釋《春秋》，為《春秋》作傳。《公羊傳》《谷梁傳》基本也出現于戰國中后期，只是最初沒有固定文本，屬于師徒父子間的口耳相傳。到漢代景帝時，《公羊傳》由公羊壽、胡毋子都寫成定本，而《谷梁傳》的定本還要稍晚一些。正因為此，公羊學于漢景帝時被立于學官，谷梁學于漢宣帝時被列入學官。左傳學在西漢始終沒有受到重視，末年，劉歆站出來大聲疾呼，朝廷開始樹立研究左傳學派的官方地位。經過幾次辯論，直到東漢初年，左傳學得以立為學官。《鄒氏春秋傳》為戰國時代作品，當時有其定本，但后來失傳。《夾氏傳》在劉向、劉歆父子編著的《七略》中有收錄，但在班固作《漢書·藝文志》時已佚失。所以，最初五家解經之傳，最后只有《左傳》《公羊傳》《谷梁傳》三傳流傳較廣并最終取得經典地位。

三傳解經各具特色。《左傳》是一部單行獨立的書，西漢時今文經博士認為“左氏不傳《春秋》”。究其實，左氏以事例解經，通過對經文中所涉及的人或事的詳細描述，使人們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如比較有代表性的宣公二年“趙盾弒其君夷皋”，《左傳》講述晉靈公的殘暴，趙盾的進諫過程，靈公派人暗殺趙盾，最后趙盾殺靈公，史官記錄為趙盾弒其君。可見，《左傳》解經是以補充史實為特點。正是因為這種特點，《左傳》成為不朽的史學和文學名著。

《公羊傳》是經學家所認可的解釋《春秋》的“傳”，是以義解經。這種解釋主要采取自問自答的方式，對經文逐字逐句提出問題，逐個回答，逐漸深入，凸顯大義。如《春秋》第一條經文“春王正月”，公羊家解釋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羊家正是這樣通過對經文的逐字解析，論述大一統的思想。

《谷梁傳》也是經學家認可的傳義之文，其解經方式與《公羊傳》相似，所闡述的經義與《公羊傳》也有相似之處。但《谷梁傳》發揮經義的方法主要是運用日月時例。日月時例，是指《春秋》記事或記日期，或記月份，或記季節，記法不同，所表達的褒貶大義不同。如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谷梁傳》解釋：“及者何？內為志焉爾……不日，其盟渝也。”即經文不書日，是此次盟約被破壞了，以不書日表達批評之義。成公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谷梁》解釋：“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其中講到兩個書例，一是中國與夷狄之間發生戰爭，用“敗之”；一是記載與夷狄的戰事，是不書日的。通過這兩個書例，表達《谷梁傳》的排斥夷狄之義。《谷梁傳》以日月時例闡發經義，后學者或認為“失之迂”“失之鑿”，或認為“精深”。

春秋學從先秦到近代，其研究內容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先秦時期，春秋學已有所分化，三傳從各自角度解釋《春秋》，孟子則對《春秋》做總體評價，荀子春秋學則兼采三傳。漢代時，春秋學成為顯學尤其是公羊學。一方面，經過董仲舒等學人對春秋的適時改造，《春秋》被用于治國、斷獄等，體現出實用的實踐意義；另一方面，今文學者們探究《春秋》大義的學術意義，古文經出現后引起了經學內部的派別斗爭，使春秋學也各具師承特色。當然，也有經學家主攻一傳，兼采其他，如鄭玄即宗《左傳》，又兼《公羊傳》《谷梁傳》之義。正是由于兩漢《春秋》經學性質的大書特書，《春秋》本身的史學性質有被忽略的傾向。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政治動蕩，經學地位有所下降，但對《春秋》的研究卻出現了一個小綜合時期。這一時期的三傳各有其注疏集解著作，偏于訓詁義疏，影響深遠。如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是對《左傳》的注解，后學者研究《春秋》《左傳》，或推崇杜注，或批判杜注，可見其影響力。范寧《春秋谷梁傳集解》雖是對《谷梁傳》的解釋，但其中也有對三傳的總體評價，“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從而對《公羊傳》《左傳》某一方面的解經也有所吸收。北朝徐彥《公羊傳疏》不僅對《公羊傳》中的問題有進一步的說明，而且對漢代何休注解《公羊傳》做了進一步解釋、闡發。可以說，徐彥《公羊傳疏》是對前人《公羊傳》注解的總結。同時，這一時期，學人重視《春秋》的史學性質，推崇《左傳》，出現了一批編年體史書，如《漢魏春秋》《后漢紀》《晉紀》等。

隋唐五代時期，國家統一為學術發展提供了比較穩定的環境。一方面，經學實現統一，《五經正義》中《春秋左傳正義》被定為官學，成為當時科考的標準。另一方面，懷疑、不滿官方注疏之經的風氣日盛，開啟唐中后期以至宋慶歷年間的疑經惑古的新學風。劉知幾對《春秋》經文提出“未諭”者十二，“虛美”者五，進而又從史學角度討論《春秋》的性質，指出《春秋》開啟了史學體例；啖助、趙匡、陸淳春秋學派以經批判三傳，提出要直探經旨，又提出《春秋》“以史制經，以明王道”（《春秋集傳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議》），突顯了《春秋》以史濟世的功能。

宋代，春秋學成為顯學，其經學和史學的特性互相映照。從經學特性看，宋代春秋學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初則間接參與理學的形成，后來完全從屬于理學，最終在最高層面發揮其現實作用。如“宋初三先生”中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批判漢唐訓詁式《春秋》研究，重申《春秋》中的倫理道德規范。王安石雖有《春秋》“斷爛朝報”之說，但間接地為春秋學發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二程以“理”闡釋《春秋》，《春秋》成為“理”的現實載體。朱熹承認《春秋》的經典地位，反對前人注解《春秋》的主觀性、臆度性，主張在《春秋》所載史事中掌握《春秋》大義，并依此更深刻地理解“天理”。

宋代學人治史深受《春秋》書例、尊王觀、夷夏觀、大一統觀念等影響，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即為編年體史書；歐陽修《新五代史》中“家人傳”列傳之首，記錄五代宗室與后妃；歐陽修作《正統論》，提出正統的標準是“王者大一統”“君子大居正”；司馬光《資治通鑒》也認為九州統一是評判正統的標準。

元明時期，經學衰微。一方面是官方的統一經義，如元朝時科考中《春秋》以三傳及宋代胡安國《春秋傳》為準，明代官方頒行《五經大全》，其中的《春秋大全》借用元人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其書也是以胡安國《春秋傳》為主；另一方面，春秋學在民間的發展繼續義理化，如吳澄、程端學、趙汸等人對《春秋》的研究。此外，這一時期學人也探討《春秋》“史法”“經法”等。

清代初期，學者反對宋人的臆度說經，主張實證、考據，漢學盛行。這一時期的春秋學主要表現為訓詁、校勘，涉及禮制、地理、音韻、天文歷法等，于經義發揮有限。如毛奇齡《春秋毛氏傳》、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惠棟《左傳補注》、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等。晚清時，因時代所至，學術所歸，《春秋》公羊學成為主流。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是對漢代何休《公羊解詁》的全面解釋、闡發。廖平著有《公羊解詁十論》《公羊解詁續十論》等公羊學專著，是對漢代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學理論的修正和補充，其中對“素王”的解釋啟發了日后維新派的變法主張。康有為治《春秋》推崇公羊學，推尊董仲舒春秋學，通過改造公羊學中的孔子改制思想、三世說，為其變法奠定理論基礎。清代春秋學的史學性質也有所體現，如章學誠大力闡發“六經皆史”說。

近現代以來，對《春秋》的研究方式基本由經學轉向史學，集中于《左傳》研究，并逐漸科學化。這方面影響較大的是古史辨派，代表人物是顧頡剛、錢玄同，他們延續了明清疑古考辨學風。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并撰寫文章證明《左傳》是劉歆改造之書。以疑古為理論基礎的學人們雖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武斷、偏激。其后學者開始反省古史辨派學說的極端，采取了比較審慎的態度，如楊向奎提出《左傳》是《春秋》之傳，成書年代不會在戰國中期以后；童書業直接指出所謂劉歆偽造說是武斷之論，不可信；周予同談到關于《春秋》《左傳》的問題，更多采用陳列各方觀點，做經學史的研究；楊伯峻為《左傳》作注，并指出《左傳》成書時間在戰國中期。

當代對《春秋》的研究，呈現出或通史或專史的學術研究特點，視角多元，有一定的理論深度與廣度。如趙伯雄《春秋學史》，論述了先秦至清代春秋學的發展；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梳理了左傳學的發展歷史；馬勇《漢代春秋學研究》，專門闡述漢代春秋學的發展特點；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論證漢代春秋學的作用；陳其泰《清代公羊學》探討公羊學與清代社會變遷、學術風氣的關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