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地位和歷史影響

王陽明心學是宋明理學的最大代表之一，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容，在主體問題的思考和解決上，體現了很高的理論思維水平，足以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代表。

但陽明提出其心學思想后，卻受到時人非議，“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甚者詆斥“為病狂喪心之人”。但他不為所動，堅持學術思想創新，在先秦孟子良知說、南宋陸九淵“心即理”說基礎上集古代心學之大成。

陽明心學是宋明理學的重要派別，有義理詮釋的特點?？隙ā爸铝贾保磾喽ń浀渥髡叩谋疽?、經典內容和讀者的本心都統一于良知，故讀書、理解、做事，無不是致良知的表現。這種經學解釋方法，乃是陸九淵“六經皆我注腳”說的進一步理論化，可謂心學經學解釋理論的成熟形態。

在宋明理學內部，陽明心學與朱熹理學不同，但這只是理學思潮內部的分歧，而非根本對立，在追求天與人、性與天道統一，為仁義道德以至三綱五常進行形而上學論證上，它們是一致的。換言之，雖然對世界本體的認定有良知或天理的不同，引申出“心即理”或“性即理”“致良知”還是“格物窮理”等說區別，但無論良知還是天理，其外延就是仁義道德、君君臣臣等內容，這卻是完全相同的。陽明自覺到這點，所以他說：“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余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我們知道，程朱講“性即理”，陸王講“心即理”，為此，在朱熹和陸九淵之間有鵝湖之會，在王陽明與朱熹之間，有陽明作的《朱子晚年定論》，都發生過思想糾葛。他們關于世界本體是性理還是本心的問題有爭議，在其門生弟子中甚至產生勢同水火的門戶之見，但他們又都一致贊同，將他們認定的所謂本體的外延都落實為仁義道德甚至三綱五常等內容，體現出理學思潮的歷史共性，表現了理學大家為學為人強烈的現實關懷。但也不可避免留下了歷史局限，這些歷史局限到明末清初以迄近代，愈益為人們所關注。

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起征廣西思恩、田州，臨行前于越城天泉橋，提出“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不久陽明去世，其后學出現關于本體論、工夫論的爭執，引起了分化。黃宗羲說：“‘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后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p>

《傳習錄》下卷所載“天泉問答”為錢德洪所錄，但《年譜》另有錢德洪所錄，與《傳習錄》有所不同?！锻觚埾酚型蹒芸谑鲣洺傻摹短烊C道記》?？傮w看，這些材料反映了陽明思想的不同側面。

“天泉證道”起因于錢德洪與王畿的辯論。王畿認為“四句教”只是“權法”，不是陽明思想的根本宗旨；錢德洪則認為四句教是“定本”，至當不移。兩人分歧集中在四句教的后三句。王畿認為，心與意、知、物是體用的關系，心既然無善無惡，意、知、物都應該無善無惡，故不應說“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而應說“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應當堅持“四無”立場。但在德洪看來，“為善去惡是格物”才是最基本的復性工夫，如果否定了意念有善惡，并否定了在意念上下為善去惡工夫，那就根本取消了“工夫”，因此他堅持為善去惡的工夫論立場。對此，陽明采取調和態度，認為王畿的看法可用來接引上根人，錢德洪的看法則可用以接引下根人。兩人的看法雖然都可教人，但各有局限，應當“相資為用”，不可偏廢。盡管陽明調和了兩人分歧，但是陽明后學還是走向了分化。

陽明還是明代“五經皆史”說的代表人物，他認為，“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道與事統一，經與史統一，故“《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讀書、理解，“須于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p>

在方法上，因為心即理，故憑借良知或本心看問題，也就是以理性為標準看問題；既然經典皆史，則以史解經，以經論史，經史互證，就是合理的。這些都有助于破除明初以來的經學教條。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這一思想正是明末清初李贄“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說的直接來源。

但也要注意，陽明心學作為形而上學，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他所謂良知主體就有抽象性，這導致他將人的需要、欲望看成與人性、與仁義道德相對立的內容，陷入禁欲主義窠臼。他強調人的主體性，但因為修養方法簡易，并不能自動從禁欲主義中超拔出來。他說：“吾輩用力，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將良知與“人欲”對立起來，良知的抽象性更加突出，受到后儒批評。

又如，陽明說良知、本性至善，其“四句教”卻提出“無善無惡心之體”，實乃自相矛盾。他說“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雖然著重就修養上講“圣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于氣”，“好惡一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但在良知本體性質的認定上，依然有欠通透處?！八木浣獭币痖T人的不同理解，我們卻懷疑“四句教”可能并非陽明本人的思想。

解“致知”的知為良知，在認識論上固然深刻而又有創造性，但如果將良知和見聞之知對立起來，說“知識、技能非所與論”，就又過頭了，這勢必加重“良知”的抽象性，削弱“致良知”說在認識論上的積極意義。王夫之將實踐活動稱為所，將良知稱為能，對陽明進行“化所以為能”的批評，也未嘗沒有道理?，F在看來，人的主體能力一定要落實到進行社會生產實踐的勞動群眾身上，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換言之，我們不僅要講“致良知”，而且還應講勞動群眾在認識改造世界的生產生活實踐中致良知，以便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