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中國古典詩論在東方

古代日本、韓國和越南諸鄰國，歷來以中國詩論為本國詩論，指導漢詩人的創作。它們的詩話即受中國影響而產生，形式豐富、多樣，其論中國詩說，自然也受中國學術的影響。對于風、骨、神、韻、氣、味這些特有的概念，鄰國學者同樣熟悉。例如，黎貴惇(越南黎朝顯宗時人)說越詩，直追“漢魏齊梁”、“隋唐宋元”(《全越詩錄例言》);李奎報(高麗朝高宗時人)說朝詩，亦明“夫詩以意為主，設意最難，綴辭次之，意亦以氣為主，由氣之優劣，乃有深淺耳”(《白云小說》)之意;而日本平安時代大江匡房的《江談抄》，已有類似詩話的片斷，鐮倉時代虎關師煉的說詩評韻之文，更直接以“詩話”名之。所有這些做法，與中國古人并無二致。日、韓、越三國，至今保存古人的詩文序跋、詩話文話和有關詩文的書信，成了這些國家詩歌理論發展的基礎。明治維新以后，它們先后接受西方的影響，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西學的東漸，深刻地改變著日韓學者的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以致使其中國詩論研究，與西方、俄蘇相比，也獨具特色。以日本為例，中國詩論研究大體分為如下三個時期。

一、二十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末為墾拓期。研究者多出生于明治末年，他們接受了西方思想，一改尊經重史、輕視小說戲曲的舊習，以新的文學觀念對中國文學的性質作出概括。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1925)是第一部中國詩論史著述;青木正兒的《支那文學思想史》(1943)和《清代文學評論史》(1950)，則屬這一領域的開拓性著作。多數學者注重對該領域的總體性描繪與把握。因此，近藤春雄的《文心雕龍》、《詩品》研究，也冠以《支那文學論的發生——〈文心雕龍〉與〈詩品〉》之名。這時雖在總體認識上沿襲西方觀念，但在具體問題的認識上，日本學者可能深于西方學者。當時，日本文學界“藝術至上”的思潮對研究者有所影響，這表現為過高評價魏晉的文學思想和理論。

二、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為培植期。這時有戰后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高漲為背景，學術研究已深入到某一時代或某一著述的考證、辨析之中。高松亨明、高木正之等人的《詩品》研究，京都大學的《詩品》、《文心雕龍》研究，九州大學目加田誠、廣島大學斯波六郎的六朝文學思想研究，橫山伊勢雄的宋代詩論研究，橫田輝俊的明代評論史研究等，都在各自領域潛心耕耘。當時中日之間不便交流，日本學者如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郎、目加田誠等克服種種困難，積極培養新生力量。諸如橫山宏的《南齊書·文學論》譯本、豐福健二的《六一詩話譯注》、小西甚一的《文鏡秘府論考》、小林建志的《二十四詩品》譯本、橫田輝俊的《詩藪》譯本、泰田青丘的《日本歌學與中國詩學》、久松潛一的《六朝詩學與古代歌論》、國崎望久的《〈滄浪詩話〉給近世歌論的投影》等等，均是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著述。

三、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紀末為收獲期。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日學術交流有所加強，戰后日本新一代研究者的慘淡經營也開始奉獻成果。這時仍以幾部要籍為重要研究對象。戶田浩曉積數十年《文心雕龍》之研究，結成了《中國文學論考》一書;林田慎之助的《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興膳宏的《中國的文學理論》、船津富彥的《中國詩話研究》，也均是多年成果之集大成。這些著作對墾拓期先師的繼承關系，十分明顯。近來的《文心雕龍》考辨，仍然層出不窮，清水凱夫、門脅廣文、安藤信廣等人，在此爭立新說，研求精義。中國其他詩論，從先秦諸子到清季王國維，也均有書文涉及。現在日本已形成一個頗為壯觀的研究陣容，研究家多達數十人。

日本學者治學，注重大量占有資料，窮搜欲盡，考辨嚴謹，不尚空論，但又時有羅列過繁、闡發不足的弊端。在思考方式上，多拒絕絕對化、極端化的觀點，而取兼容折衷的態度。研究者甘于寂寞，埋頭著述，這種敬業精神是他們的成功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