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本同末異

與詩學有關的古代文論概念。語出曹丕《典論·論文》：“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當然，有關文體分類及其特點的研究，并非自曹丕始。從先秦時代文史哲不分家，到兩漢區分“文”與“學”，“文章”與“文學”，就是一個進步。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別立《詩賦略》，已有文體分類的朦朧意識。曹丕以前，人們在長期寫作實踐中，已經對個別文體的特點進行了一些概括，如漢武帝時，公孫弘說詔書律令特點是“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見《史記·儒林列傳》)，又《鹽鐵論·水旱》載大夫之言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旨明，可于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又如漢末蔡邕《獨斷》和《銘論》，把天子令群臣的文體分為策書、制書、詔書、戒書四類，把臣屬上書天子的文體分為章、奏、表、駁四類，分別說明其體式，這也是某種文體論的濫觴。但以上是就個別文體而言，文體區分的意識模糊。而曹丕《典論·論文》，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文本同而末異”的說法，自覺分為四科八類，一一區分其藝術特點，而且四科八類之中，隱約包含或啟發了齊梁時代的文筆區分和韻散之別：其中奏議和書論，屬散文，即后世所謂“筆”;銘誄和詩賦為純文學，屬韻文，即后世所謂“文”。表現出文學的獨立趨勢和進步。“本同”是從“虛”的方面說明文學各體，具有共同的普遍性：如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文學創作的基本法則，以及“文以氣為主”，“主”也就是“本”，指出無論何種文體，其創作必須與作家個性氣質相統一，“文學的自覺”就是建立在這種“文以氣為主”的獨特創作個性的基礎之上的。“末異”則是務“實”，指出各類文章體裁的特殊性，各有其藝術特點，其所謂“異”，就是不可混同等一，只有更好地注意各種文體的藝術特殊性，才能發揮“本同”的共同性。曹丕有關文體四科八類，具體地說：“奏議宜雅”，因為奏議是寫給帝王看的，所以文辭和風格要求典雅;“書論宜理”，因為書、論是發議論以說服人，所以要求條分縷析，說理透徹;“銘誄尚實”，稱頌功德的文字，要求實誠而不虛浮;“詩賦欲麗”，要求辭藻華麗，講究文采。總之，“本同末異”之論，說明了文學表現形式的共同本色和多樣性的統一，開創了后世文體論研究，如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劉勰《文心雕龍》以及蕭統《文選》，均深受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