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古今詩人秀句

詩句選集。唐元競輯撰。元競，字思敬，龍朔元年(661)為周王府參軍，總章中(668—670)為協(xié)律郎。據(jù)《舊唐書·文苑傳》載，競“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于世”。此書久佚，僅存一序，見于《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中，尚可藉以略窺其撰寫過程及大旨所在。此書之編纂，始于競為周王府參軍之時，參與其事者，有劉祎之、范履冰等人，然而當時“王家書既多缺，私家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及總章中預修《芳林要覽》，元競更加剪取，編成《古今詩人秀句》兩卷。其收錄范圍，“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為始，至上官儀為終”。就其理論而言，與六朝詩論頗有淵源。“秀句”一詞，較早出現(xiàn)于《文心雕龍》和《詩品》中。《隱秀篇》云：“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云：“秀句所以照文苑”。《詩品》卷中評謝脁詩：“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古今詩人秀句》之書名當有取于此。其選錄秀句的標準是：“以情緒為先，直置為本;以物色留后，綺錯為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窮之以形似，開之以振躍。或事理俱愜，詞調雙舉，有一于此，罔或孑遺。”從論點、術語乃至造句，都明顯受到劉勰和鐘嶸的影響。魏晉以來，隨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在作品中不時出現(xiàn)“佳句”，于是在批評上也相應出現(xiàn)了“摘句褒貶”(《南齊書·文學傳論》)，“秀句集”正是其進一步發(fā)展。《古今詩人秀句》是這類著述之祖，對后世影響頗大。如僧玄鑒《續(xù)古今詩人秀句》二卷，王起《文場秀句》一卷，黃滔《泉山秀句》三十卷，均見錄于古代史志，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還錄佚名之《秀句集》、《秀句錄》各一卷。此外，如日本大江維時亦有《千載佳句》兩卷，專選唐人“佳句”;而《日本佳句》、《本朝佳句》、《本朝秀句》、《新撰秀句》、《近代麗句》、《當世麗句》等，則又專擷東人秀句為書，可見后世仿效風氣之盛及影響范圍之廣。“秀句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寫詩時的“發(fā)興”，另一方面，也可顯示出選錄者的審美情趣和理論主張，所選“秀句”即為具體可征的寫作模式。“秀句集”的進一步發(fā)展，便是摘句圖的出現(xiàn)。所以，元競《古今詩人秀句》一書，正代表了從六朝的“摘句褒貶”到晚唐的“摘句為圖”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