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 兩漢:《詩經》經學的興起與興盛·賦比興本義的轉變

賦、比、興本是作為用詩方法提出來的，但處于類比思維階段，人們不僅用詩運用 “引譬連類”求同類推的方法感發志意，寫詩也同樣運用 “引譬連類”的方法表現內心世界。寫詩與用詩的思維方式相同，是比、興能在不改變“內涵”的情況下由用詩方法轉變為表現方法的內在原因、根本原因。

漢儒沿用興法說詩則是賦、比、興本義轉變的外在原因、直接原因。毛《傳》標興說詩，今文三家偶爾以興說詩，漢初四家詩對興法的認識相同，都將興作為引譬連類、感發志意的方法; 漢儒沿用興法說詩目的也相同，都是借助興法感發、比附、宣揚儒家的倫理觀念，并不是分析總結《詩經》的表現方法。但由于漢儒將自己運用興法所感發出的志意說成是詩本義，這就使興法的含義發生了轉變。其轉變主要表現在：

其一，漢儒所用興法已具有用詩方法與表現方法的雙重性質。說其是用詩方法，是因為漢儒沿用興法發揮比附儒家教義，用《詩》當諫書，用《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這仍是用詩，并已是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用詩。說其是表現方法，因為春秋戰國時的用詩者明言自己的感發為“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尚無傷詩本義。而漢儒卻要將自己運用興法從詩中感發出的喻意說成是詩本義，說成是詩人之志，就無異于說詩人是運用興的手法創作才使詩含有了這種喻意，這就關涉到詩人所用的表現方法了。

其二，春秋戰國時，人人都可運用賦、比、興的用詩方法來賦詩引詩，以提高語言的表現力，委婉表達情志愿望，印證學術觀點;而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背景下，兩漢經生使《詩》成為儒家經學的專利，運用興法感發比附儒學經義，使賦、比、興帶有濃厚的政教色彩。

其三，在春秋戰國的用詩中，《詩》的每句詩都可用來“引譬連類”，所用之詩與從中感發出的志意、道理之間都是興 (譬喻)的關系。在漢儒說詩中也屢屢運用這種斷章取義的引譬連類，但由于毛《傳》所標116興全都標在寫景繪物“無人事”的詩句之下，便使興的外延由句句詩皆可興縮小到 “無人事”的詩句才是興。這自然開啟了后人借用賦、比、興來解說《詩經》的表現方法。

毛《傳》雖未標比，但從漢儒的解釋中可知，興、比同是譬喻，區別只在于本體是否出現及喻意的深淺隱露。如鄭玄說《周南·螽斯》的起句“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毛詩正義》引)鄭《箋》凡言興者必以喻解之，孔穎達說： “《傳》言 ‘興也’，《箋》言 ‘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 名異而實同。” (《毛詩正義》卷一)故鄭眾釋曰：“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托事于物。”作為表現方法，興、比雖同為“譬喻”，但其外延要遠比現在所說的“比喻”大，因凡“舉也 (他) 物而以明之”者(《墨子·小取》)，古人皆稱為譬喻，現在很難找到對等的概念來解說。大致說來，“先言他物”的詩句中，只出現喻體，不出現本體 (無人事) 的借喻、象征等皆為興。因喻體不與本體直接比較，沒有具體限定，故喻意隱微，可引起多向感發聯想。那些喻體、本體在當句中同時出現的明喻、暗喻、對比、比擬等則為比。因喻體與本體直接比較，有了本體屬性的具體限定，故喻意單純、明確、顯露。

賦的情況最復雜。賦從用詩方法轉變為表現方法后，含義發生很大變化。由于聘問賦詩的消失，漢儒說詩已不再運用 “諷、誦、言、語”的表達形式，也無古義可因承，故漢儒絕少解說賦。兩漢時期，只有鄭玄由于在箋《詩》中對比、興的重新認識，能從新的角度對賦加以解說。比、興同為譬喻，為了使賦與比、興區別開，故鄭玄首創新義，將“賦布其義謂之賦”的“敷布”改為“直鋪陳”。“敷布”義寬泛，作為用詩方法，是“諷、誦、言、語”;作為表現方法，則兼容“直鋪陳”與比、興。而“直鋪陳”則不是譬喻，就可以與比、興區分開。鄭玄所釋雖無文字根據，但能自圓其說，使賦、比、興從用詩之法轉變為表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