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舞的關系·十三 《國風》為徒歌

南宋程大昌首先提出二《南》、《雅》、《頌》為樂歌，十三《國風》為徒歌的說法，其《詩論》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 《鹿鳴》，鄉飲酒之笙 《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

其后朱熹、焦竑、顧炎武從程說。顧炎武與程大昌說法稍有不同，以為二《南》、《豳》之 《七月》、正《小雅》16篇、正《大雅》18篇以及三《頌》為入樂之詩，余皆為不入樂詩。參見“變風變雅”條。

南宋鄭樵首先反對程氏之說，以為： “三百篇之詩，皆可被之弦歌。”(《通志》)其后元代吳徵。清代陳啟源、顧鎮、馬瑞辰、魏源、皮錫瑞及近、當代學者多從鄭說。綜其主要論據有：

1. 古籍中明言《詩》為樂歌。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稱《詩三百》為 “周樂”。《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史記·孔子世家》：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等等。

2. 十三國風也入樂。《大戴禮·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其中有《魏風·伐檀》。《左傳》載賦詩言志，賦十三《國風》者也使工歌之。《周禮·春官·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豳詩，即《豳風·七月》。

3. 《詩經》本身提供了內證。《陳風·墓門》：“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明言作歌勸告。《小雅·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國風》重章疊句的形式正是歌詞的特征。

《詩》 皆入樂，幾成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