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時代、地域和作者·《商頌》的時代

《國語·魯語》載魯國大夫閔馬父語說：“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 《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圣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閔馬父以為“商之名頌”是殷商“先圣王”之作。這是關于《商頌》創作年代最早的記載。

漢時出現兩說：

1. 古文毛詩承《國語》閔馬父之說，以為《商頌》是商代的祭祀詩。《毛詩序》說：“《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父) 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其后姚際恒、馬瑞辰、陳奐、梁啟超及當代學者楊公驥先生皆從此說。

2. 今文三家則以為《商頌》為春秋時代魯國大夫正考父所作。司馬遷《史記·宋世家》說：“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的是魯詩的說法。“齊說曰：‘《商》，宋詩也。’ 韓說曰： ‘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 《商頌》十二篇。’”(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其后魏源、皮錫瑞、王先謙、王國維以及當代眾多學者皆從此說。

兩派都提出了許多論據以證成其說，認為《商頌》為春秋宋詩說的主要論據是：

1. 宋為商后，周人稱宋為商，《商頌》即 《宋頌》。

2. 《商頌》中所言 “自古在昔”、“顧予蒸嘗，湯孫之將”，不似子祭父之語，而當為“易世之后，人往風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佑我子孫乎。”

3. 《商頌·殷武》言“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mí)入其阻，裒(póu)荊之旅。”楚初稱荊，至魯僖公二年(前658)始稱楚，商代不可能有伐楚之事。《殷武》所載伐楚戰爭，當指魯僖公四年 (前656) 的“召陵之戰”。(以上三條見魏源《詩古微》)

4. 商質而周文，不應《周頌》簡短不入韻，《商頌》反而鋪張繁富。《商頌》與《魯頌》文體相似，當為同時之作。

5. 萬舞之名始于周，若《商頌》 作于商時，不得有萬舞。

6. 孔穎達《干旄疏》引王肅說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 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而《商頌》則有“約軧錯衡，八鸞鸧鸧”之語，純屬周制。(以上三條見皮錫瑞《詩經通論》)。

7. 《商頌·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中“景山”為山名，“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于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

8.《商頌》之語與周詩相類，如“《烈祖》之 ‘時靡有爭’，與《江漢》同。‘約軧錯衡，八鸞鸧鸧’與《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后之詩。由是觀之，則《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周太師。”(以上二條見王國維《樂詩考略》)

9. 王國維《說商頌》將“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之校讀為 “效”，而訓為 “獻”。

認為《商頌》是商代祭詩的主要論據是：

1. 文體古拙，“虞廷賡歌，每句入韻，《商頌》多為此體，正見去古未遠處。”(姚際恒《詩經通論》)。

2.正考父為宋戴公、武公、宣公時人，中隔莊公、湣公、恒公，才至襄公。正考父不可能作《商頌》贊美遠在他后的宋襄公。(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3. 襄公之前已引用 《商頌》。“隱公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頌》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 《商頌》 ‘湯降不遲，圣敬日躋。’ 則《商頌》不作于宋襄，內外傳有明證矣。”(胡承珙《毛詩后箋》卷三十，陳奐補)

4. 在先秦有時偶然稱宋為商，那是因為從其舊稱，正如孔子自稱是 ‘殷人’ 一樣，但作為廟堂祭歌則不能將《宋頌》稱為《商頌》。先秦文獻中凡是引到《商頌》時皆名為《商頌》，從無稱《宋頌》的例子。

5. 楚之稱楚，并非始于春秋時，早在西周初年的銅器銘文中，便有了楚和楚荊的名號。據郭沫若《中國史稿》言，楚最初是居住在今湖北省荊山一帶的部族，很早就是商朝的一個諸侯國。楚在南方擴張勢力過程中難免和商發生沖突。在河南安陽發現的卜辭中就有“戊戌卜，佑 (又) 伐羋”的記載 (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 卜辭第358片，見《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羋是楚人的姓，伐羋就是伐楚。這些說明商伐楚是可能存在的。《殷武》當是商王伐楚取得勝利的記實。至于宋襄公父恒公，雖曾于公元前656年隨盟主齊桓公伐楚，但也只進到許國南境楚國北境的召陵一帶，并未如《殷武》所稱“罙入其阻”;同時，齊、楚未交兵便結盟而退，并未如《殷武》所稱“裒荊之旅”。

6.據古史所載，稱作景山的名山共有五個。在殷商都城 (安陽殷墟)西北九十里就有一個景山。且《商頌》中的“景山”應是泛指大山。

7. 詩歌的制作往往是對舊詩的加工或改寫，許多詩歌在主題、手法、語句上大多套襲前代的詩歌。因此《商頌》與周詩在某些語句上的相同，并不能由此證明是同期的詩歌。

8. “古”、“今”是相對的，商代任何時候都有這時之“古”，都有當時人之“先人”。早于“今”的皆可稱“古”，不能因其中有“自古”字樣，便斷定是“易世之后”之作。自湯孫太甲以后至商亡共歷十五世二十八王，其中任何一王皆可自稱湯孫。

9. 殷商時代已有一車四馬之制。在殷墟武官村殷大墓中有車四輛，馬骨骼十六付。在其它墓葬中也有些是一車四馬。王肅關于三代車制的說法不足為證。

10. 從《商頌》 內容看，在所反映的現實事件中，沒有周滅商以后的事，沒有宋國的任何事件;在《商頌》所表現的思想情感中，并沒有《周頌》、《魯頌》 中所強調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觀念，而是對暴力神的贊美，對暴力的歌頌：顯然，這是符合商代社會的統治思想的。(以上七條見楊公驥《中國文學·商頌考》)

《商頌》非正考父所作，似可成定論。但究竟為宋詩還是商詩，還缺乏更充分有力的證據。現學術界雖多數學者將《商頌》看作是春秋時代宋國的詩，但隨著地下文物的不斷出土，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傾向于商詩說。我們從《商頌》所表現的內容看，當是商代的產物;從《商頌》的藝術表現形式看，當是春秋時代的作品。故《商頌》很有可能是草創于殷商后期，后不斷被人增刪潤色，最后寫定于春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