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詞論· 詞律》新詩鑒賞

詞譜，二十卷，清萬樹撰。樹(1630?～1688)字花農，一字紅友，別號山翁，宜興(今屬江蘇)人。國子監生，好詞曲，康熙初曾與侯文燦在其無錫家園———亦園一起研討詞曲，后到兩廣總督吳興祚幕中擔任幕僚，并整理與侯文燦共同編纂的《詞律》。

此書收唐、宋、元詞調共六百六十個，一千一百八十余體。校訂平仄音韻，句法異同，確定規格。

唐宋以來，倚聲度曲之法失傳已久，如俞樾所言：“舉世奉《嘯余圖譜》為準繩，但取其便于吻，而不知其戾乎古。于是掃除流俗力追古初，一字一句，皆取宋元名作排比而求其律，律嚴而詞之道尊矣?！?《序》)所謂“戾乎古”，就是指昔日詞譜所提示的詞在音韻格律上的規則與唐宋詞固有的規則不合，而且在調同名異，調異名同，一調多體以及在詞的分片、斷句、標韻上多有謬誤，造成了混亂。所誤用“便于吻”乃指當時人們習于“律句”，對于詞中的“拗句”則擅加改動。如萬樹所言，“今之所疑拗句者，乃當日所為諧音協律者也，今之所改順句者，乃當日所為捩喉扭嗓者也”。(《自敘》)

萬氏編著此書前后經歷了幾十年，搜羅較備，考訂精詳，編排得體。全書以每個詞牌字數多少為序，別體附之，又名亦附注其下。每首以詞之平仄為法式，可平、可仄處于詞旁標明。萬氏意識到仄有三聲。“不可遇仄而以三聲概填，蓋一調之中可概者十之六七，不可概者，十之三四，須斟酌而后下字，方得無疵”。這種認識是對的，但在每一調中并未注明那些應該注明須要分清“上、去、入”的仄聲。另外對于陰陽清濁也未作進一步分辨，其實完全辨清也是不可能的。

萬氏探討詞律，主要方法為：一、注重首作，也就是說某一詞牌所存之最早作品的聲調格律最值得重視。二、注重精通音律，嚴守格律詞人的作品。如周邦彥的作品。三、對許多同一詞牌作品加以比勘對照，歸納總結出格律。

有許多詞牌只存一首詞，又非精通音律者所作，很難對其用字規律詳加辨析。

有人認為詞至清代樂譜大多已佚，即使弄清每個詞牌的平仄四聲陰陽清濁，也不能演唱，有何意義?其實詞的音樂美不僅體現在某個詞調的旋律節奏上，而且也表現在詞調的每個字音的長短高低、抑揚疾徐上。符合格律的詞在誦讀時也會給人以悅耳之感。因此，研究詞律、按律填詞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

此書缺點亦不少：

一、詞調、詞體均有遺漏。

二、所依據之詞有脫誤，未能詳加考訂。如《惜瓊花》以張先詞為式。下片第一、二句應作：“汴河流如帶窄，任輕舟似葉。”萬書脫一“汴”字，上句變成了五字，下句“舟”以“囗”補之，令人不知平仄。

三、在分段、斷句上也有錯誤。

四、有些詞牌未能選首作為式。如平韻《滿江紅》本姜夔所創，他在“序”中還說明了創此體的過程，而萬氏卻取吳文英“云氣樓臺”一首為式。

萬氏《詞律》首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為兩廣總督吳興祚代刊。后杜文瀾對全書加以校訂又增加了《詞律韻目》(杜文瀾輯)、《詞律拾遺》(徐本立撰)、《詞律補遺》(杜文瀾撰)。

杜氏把《詞律》與《詞譜》異同校語放在各詞之后，并對去聲上聲之辨有所增補，使得此書更為完善。有光緒二年(1876)蘇州刊本。常見者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