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修竹廬談詩問答》新詩鑒賞

詩論，一卷，清徐熊飛撰。熊飛(1762～1835)字渭揚，號雪廬，白鵠山人，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嘉慶九年(1804)舉人。曾被阮元聘為詁經精舍講席，有詩名，特賞翰林院典籍。

徐氏論詩圓融通達，對于情、神、才、法做了比較好的解釋：“情不能自達，必才以運之。才不可馳驟，必法以范之。法不可固執，必神以詣之”;“性情素也，規格絢也，以素加絢，則功力要哉!”“性情與境遇相輔而成，達之使工。有人事焉，則功夫之謂也”。這些說法強調詩之本在于性情，又肯定了詩才對于運轉性情的作用，也承認后天的學習實踐和對詩歌規律認識的重要。

關于詩人品德與詩歌的關系問題，也有較好的理解：“僉壬小人，其詩非無可傳者，以其當為詩時，能冥搜力索，用志不紛耳。《鈐山堂》《詠懷堂》二集，較勝于定山、白沙兩先生，一則刻意求工，一則信口而出故也。然以五言、七言定人之邪正善惡，往往不驗。宋之問、陳子昂之流，人品卑不足道，其詩何嘗不獨步一時哉!蓋詩者，性情所寄托，非心術所見端也。性情同而心術異，故賢者不必皆工，工者不必皆賢。”雖然我們不一定同意徐氏關于賢者與僉壬所舉的例子，但是他所說的賢者之詩不必皆工，工詩者不必皆賢，還是有道理的。即使作者思想意識和品德不高，但他們掌握詩歌寫作規律和寫作技巧，還是能寫出一些好作品的。嚴嵩的《鈐山堂集》、阮大鋮的《詠懷堂詩集》中都不乏清麗之作。但也應該看到思想品質低劣的人也決寫不出偉大的抒情作品。

此書今人周維德收入齊魯書社編印《詩問四種》，并加以注釋，有1985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