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諸子散文·孟軻與《孟子》·民為貴

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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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孟子·盡心下》之第十四章。

這章文字集中表現(xiàn)了孟子學說的“民本”思想。這是孟子一貫倡導的行王道，施仁政，推恩于民的政治主張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觀點，具有足使當時天下震撼的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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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詮詞釋句：

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古代建國時必設(shè)置社稷壇以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朱熹注云：“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而立。”因而，常以社稷代稱國家。

丘民——即眾民、民眾。丘，除有小山、土堆之訓外，據(jù)《廣雅·釋詁》云：“丘，居也。”即眾人聚居之處。故此以“眾”解之。

得乎三句——這是說，能得民眾之心的可當天子，被天子信任的封為諸侯;得到諸侯信任的封為大夫。

變置——更立，另立新君。

犧牲——指祭祀所用的牛、羊、豬。

粢盛——粢(zī資)，谷物。粢盛，指谷物裝于器中。

祭祀以時——言祭祀按時進行。

變置社稷——意指廢掉舊的社稷壇，另設(shè)新壇。例如，古代曾以句龍為社神，以柱為稷神，殷湯時大旱，于是廢柱而另立棄為稷神。

二、略述大意：

孟子在此文中提出一個極為大膽的論斷：百姓最為重要，國家為次，君主為輕。因此，得民之心者為天子，得天子之心者為諸侯，得諸侯之心者為大夫。如果，諸侯危害國家，那就廢棄另立。天子諸侯設(shè)置的神社，如果發(fā)現(xiàn)祭祀不靈，不能免除自然災(zāi)害，也可以廢舊立新，另立土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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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邊讀了孟子的四篇文章，大體上可以看出孟文的基本特色：說理周詳，文筆暢達，激情蕩漾，文勢磅礴，富有雄辯氣概。這里，著重說說以下兩個問題。

一、孟子的駁議文風

讀過孟軻《孟子》文章的人，都會感到孟文行筆暢達，語言流利，文氣充沛，特別是帶駁論性的章節(jié)，更是語流洶涌，激情噴薄，有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涌之勢。

那么，孟子的這種文氣、文風，是怎樣營造的呢?主要來源有三：一是重視烘托造勢;二是，喜用“迂回戰(zhàn)術(shù)”;三是，善長排比句法。這幾種手段，都為一個目標服務(wù)，然后就出現(xiàn)了上述的結(jié)果。

清人吳闿生在《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文中，曾作過一段異樣精辟的評語：

通體盤旋，為末二句蓄勢，章法極奇，……千盤百折，原集其陣，純用勁折，無波磔痕。

(清吳闿生《重訂孟子文法讀本》)

這個評語，雖然是針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一篇具體文章所作，但是，將其用之于孟子其他相類的作品上，也無不可。比如《齊桓晉文之事》，更是如此。

孟子出游列國對國君們進行游說時，心中是有底的，得知將那些正熱衷于“爭霸”之君拉回“行王道”上來，是不容易的，會遇到種種障礙與抵制。因此，當他對齊宣王推行自己的“行王道，施仁政”主張時，思想早有充分準備。他認為，自己的游說言辭，如太白太直，自然不成;如軟綿綿，如催眠曲的語調(diào)，也當不行;最好是采取一種有理、有節(jié)、有利，且又有氣勢的言辭，方可震聾發(fā)聵，入之于耳，搖撼其心而銘于內(nèi)。于是，孟子在開首就以“冷語對潑水”之后，就連用了一串“以羊代牛釁鐘”、“舉百鈞而不能撮一毛”、“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等荒誕事例和托意遙深的“緣木求魚”寓言，將其引入正題，然后又用數(shù)句“激將語”，逼出齊王深藏的“大欲”野心，并作了自我否定之后，再告知齊王“施仁”后出現(xiàn)的前景，以及具體步驟與措施。就這樣步步緊逼，環(huán)環(huán)入扣地，使全文充溢著一股有著剴切的辭勢、誠摯的情勢和真善的理勢，以及澎湃的雄辯氣勢，最后征服了對方，獲得了全勝：齊宣王明確表態(tài)——棄霸施仁。

在造勢、蓄勢過程中，作者又采取了迂回法和排比法，為營造文勢助威，為揭示題旨出力。這是孟文的另一個重要特色。

于說理藝術(shù)上，用的是迂回戰(zhàn)術(shù)，即以迂回法經(jīng)過“外圍戰(zhàn)”導入主題。當齊王對“行王道”，有著種種障礙時，孟子先是以委婉言辭贊美“以牛釁鐘”之舉“不忍”，并指出，此即仁愛之心，使得齊王因此發(fā)生對“行王道”的興趣。此后，當齊王詢問究竟時，孟子又來了一個“迂回法”，即舉出種種怪事倒問齊王是否相信。在齊王作了否定答復，逐漸接近“行仁政”這個中心的基礎(chǔ)上，作者還是用“肥甘不足于口與?……”等一串排比句，逼得齊王只好袒露了自己存有“大欲”的心計。然后，又即刻用一個“緣木求魚”的寓言加以否定。最后，孟子才從正面直搗題旨中心，為齊王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行王道”后的美好前景。

在文法上，孟子善于運用鋪排的句法，列陳事例或論據(jù)，取得良好效果。在上文中，采用了五個排比句，于迂回法中起著載體和助陣的作用，一見即明。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也有若干同樣的用例。比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文中，它擺列了“域民”、“固國”、“威天”等三個排比句式，強調(diào)“地利不如人和”的觀點，并說明“得道”才可取得“人和”。由此，還引出一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萬世不滅的著名論斷。

晚清林琴南對于孟文的這種特色，曾作過深刻而精彩的評論，特錄于后，與大家共鑒——

孟子此章 (即 《有為神農(nóng)之言者許行》)，灑灑千余言，把定指南針，一杪不曾走失。勢若岡巒起伏，綿亙千里，然脈絡(luò)照應(yīng)極靈。惟其有脈絡(luò)，故雖隔不斷; 惟其有照應(yīng)，故雖挺不突。氣聚神完，不止道高千古，即論文字，亦非諸子所及。

(林琴南《左孟莊騷精華錄》)

二、若干名句探勝

原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齊桓晉文之事章》)

譯語：

尊敬自家的長輩，從而推廣到尊敬別人家的長輩;愛護自家子女，從而推廣到愛護別人家的子女。

賞鑒：

敬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其實，也是人類應(yīng)有的德行。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有此兩心，則行善施仁，就有了根底，將仁義之舉，推己及人，也有了基礎(chǔ)。因此，他向齊宣王推薦的“行王道，施仁政”，乃是當時政治主張的最高境界。孟子堅信“施仁政”之前景美好，但務(wù)必從君王自身做起，然后推及全國民眾。如若每個人對自己長輩和他人長輩同樣尊敬，對自己子女和他人子女一樣愛護，那么，男女老少，人人關(guān)心，上下關(guān)愛，天下歸心，哪有國家治理不好，民眾不安居樂業(yè)的呢?

原文：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

譯語：

天時不及地利，地利不及人和。

賞鑒：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連用，在先秦典籍中常見使用。如管仲《管子》、孫武《孫子》和尉繚《尉繚子》、荀卿《荀子》，以及孟軻《孟子》等均是。但它們在使用的角度和含義上各有不同。比如，《管子·牧民》中曰：“不務(wù)天時，則財不生;不務(wù)地利，則倉庫不盈。”這是把它們賦予土地生產(chǎn)財富之義。而《荀子·王霸》則云：“農(nóng)夫樸力而寡能，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這是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著眼，賦予不同的內(nèi)蘊。即天時，指農(nóng)時;地利，指地力;人和，指內(nèi)部分工(用楊伯峻說)。再來看《孟子》中的用法：它從戰(zhàn)爭角度出發(fā)，審視了這三個詞的含義是：天時，陰陽寒暑等氣候條件是否適于戰(zhàn)爭;地利，有利戰(zhàn)爭的城池山川等地理條件;人和，人心所向，內(nèi)部團結(jié)。孟子在這里給“人和”以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認為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關(guān)鍵因素，不是“地利”，更非“天時”，而是“人和”，亦即人心之向背。

這個論斷，決不是隨意作出的，而是把三個因素同戰(zhàn)爭的關(guān)聯(lián)程度，加以縝密的權(quán)衡比較之后，所得出的正確結(jié)論。孟子認為，天時對戰(zhàn)爭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但與“地利”相較，而“天時”，當退居其次;將地利同“人和”再作比較，地利又得退居次要地位。因為，高城深池、險要山川等優(yōu)異條件，兵器、給養(yǎng)的存貯與供應(yīng)等等物質(zhì)“硬件”，都是戰(zhàn)爭必備因素，但是，軍隊缺乏高昂士氣，民心不予支持，最充足、最精良的“硬件”都無濟于事。因此，“人和”是關(guān)系戰(zhàn)爭勝負的決定因素。這樣，“人在一切事物中的決定因素”，這個含有光輝唯物史觀精神的命題，終于在1600多年前的戰(zhàn)國社會亮了出來，其意義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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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孟子·告子下·舜發(fā)于畎畝之中章》)

譯語：

憂愁禍患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樂足以使人毀亡。

賞鑒：

孟子這一論斷，是總結(jié)了先秦數(shù)千年歷史經(jīng)驗后提出的。他先從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六位杰出政治家，在他們登臺承擔歷史“大任”之前，均曾飽經(jīng)憂患，嘗盡人生百味。險惡環(huán)境和坎壈道路，使他們經(jīng)受了肉體與靈魂的種種磨難與考驗，堅其意志，增長才干，然后應(yīng)運而出，且大有作為，終成歷史之杰出人物。這是，正面榜樣的啟迪，并又以此驗證了“安樂喪身亡國”的若干歷史教訓。這在文中雖未明列事例，但從字里行間可領(lǐng)會其精神，甚至見其影子。因此，孟子這個含有辯證思維的光輝論斷，完全植根于千百年來的歷史土壤之中，不會因歷史風雨沖刷而泯滅的。

后世的實踐，已證明這個千古名句，具有無限生命力，且經(jīng)歷愈久愈顯其鮮活。中國歷代都有許多有識之士，都在繼承和發(fā)揚孟子這個觀點。在初唐，當“貞觀之治”達到頂峰，天下大治，但賢相魏征卻以“居安思危”為中心，向國君李世民進諫《十思疏》。這正是孟子思想的最好繼承與光大。在中唐，古文大家柳宗元，在《敵戒》一文中，也說過“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意味深長的話。及至兩宋，宋初歐陽修在《五代史伶官傳序》中，特別指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宋人孫奭在《孟子正義》中，也說：“圣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也。”南宋朱熹也完全贊同孟子觀點說：“則知人之生全由于憂患，而死亡由于安樂矣。”明清士人之中，也不乏這方面的言論。

孟子這一思想，超越時空，流芳千古，在今日盛世，也不無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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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章》)

譯語：

民眾最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為輕。

賞鑒：

原文的三句話，經(jīng)過歷史傳遞和時間“提純”，已被精煉為一條四言成語：“民貴君輕”。孟子這個論點的提出，在今日看來，似乎平常，但在“君權(quán)神圣”時代，則是一個破天荒的驚人之論。試想，他竟敢于大膽地、以至狂妄地重排了神、君、民三者的位次，把歷來壓在社會底層的“民”，居然提升到“君、神”之上，還不大膽妄為嗎?然而，距今“平民時代”數(shù)千年的孔夫子的后學孟軻，竟在自己著作中明白無誤地寫著：民為貴，君為輕!

為什么孟子會有這種大膽的驚人論斷呢?主要源于以下兩點：

第一、他的一貫“民本”思想的具體呈現(xiàn)

向來夸耀自己，是孔學子思一派的嫡傳門生的孟軻，不懈地推行著自己“施仁政”主張，“保民而王”是其最高理想。他每當提到仁政內(nèi)容時，總喜歡將“仕者”同“耕者”、“商賈”等類人平列看待，把“民”與“士”的利益共熔于一爐，甘于“為民請命”，說：“士之仕也，猶農(nóng)民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第二、這個觀點，同當時客觀形勢——現(xiàn)實政治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

孟子“民貴君輕”觀點的出爐，其斗爭鋒芒，是直指當時社會流行的一股思潮，即“絕對君權(quán)”潮流。在孟子若干文章中，可以發(fā)現(xiàn)反對“暴君”，聲討“虐政”和譴責“好戰(zhàn)”等等言行。這些都不是虛妄的，有實際目標的。他把“民貴”、“君輕”的主張，用作直接抵制“尊主”、“揚權(quán)”的防御工事，或者進攻對方的銳利武器。

孟子生長于戰(zhàn)國中葉，是七雄爭霸的大動蕩時代，他的“民貴君輕”論，在當時確是缺乏現(xiàn)實性的。但是，它的民主性精華和它的進步意義，是不應(yīng)懷疑的，在今天看來，仍有重大借鑒價值。

附圖三十一：

孟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