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編輯出版·經典注疏

指儒家經典及研究解釋儒經的著作。“五經”之說，始于漢代。漢武帝“罷默百家，獨尊儒術”，設太學，置五經博士教育弟子。這時的五經是《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后來不斷發展變化，東漢熹平石經是以上五經加上《公羊傳》和《論語》為七經。唐代科舉取士在“明經”科中規定三禮(《周禮》、《儀記》、《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榖谷梁傳》)，加上《詩經》、《尚書》、《周易》，合稱九經，后又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這也是唐開成石經的內容，宋代又加上一部《孟子》遂成十三經。早在漢代的經學研究中，就有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爭。所謂今文，即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傳寫的經書，大都是學者憑記憶背誦講授。他們的特點是治章句，遵師法，專守一家之說。所謂古文，是指漢代以前使用的文字，多為篆字。兩派經文的研究者各有所依，互不相讓。西漢時重今文經，其大師是董仲舒。西漢末王莽托古改制，古文派抬頭，代表人物是劉歆。到東漢初至漢靈帝刻石經，還是今文經占上風，其后由于馬融、鄭玄等大師的推薦，古文經的地位又勝今文經，這種爭斗時斷時續，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時期。一些經學大師都寫過大量為經書作注解的書，僅鄭玄一人就為《易》、《書》、《詩》、《三禮》、《論語》、《孟子》、《孝經》等一一作注。

南北朝時，學者致力于經書的箋疏工作，不遺余力。據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的統計，當時為經學注疏《易經》類25種，《尚書》類14種，《詩經》類24種，《三禮》類66種，《春秋》類35種，《孝經》類27種，《論語》類17種。這些成績，在唐貞觀年間，孔穎達、顏師古等人編撰《五經正義》做了一次總結，加上賈公彥的《周禮疏》、《儀禮疏》，以及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的《春秋穀梁傳疏》，諸經的解釋，在唐代算是有了定本。時隔不久，啖助、陸淳等人又寫出一批《春秋集傳》、《春秋集傳纂例》、《春秋集傳辨疑》、《春秋微旨》等書，對舊有的傳注提出懷疑。宋代劉敬撰《七經小傳》、王安石作《三經新義》等，發揮己見，不再墨守注疏，形成一種橫生議論的風氣，甚至刪改經史以遷就己說，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宋代大儒由于下功夫研究注疏，學有根柢，雖摒棄古議，猶能自成一家。如朱熹撰《易本義》、《書說》、《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等書，成績卓著。元明二代，士子功底較淺，還要編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本，影響所及，遂使經學衰微。明末清初，經學中興，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提倡經世致用之說，學風為之一變。他們提倡樸實的學風，推崇鄭玄、許慎所代表的漢學，反對專講理性的宋學。乾嘉以后，經學名家輩出，有惠棟領導的“吳派”和戴震領導的“皖派”，成果顯著。今古文經派都很活躍。至康有為寫出《新學偽經考》，大膽指出古文經書都是偽經，都是劉歆偽造的，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談書論學的立足點，對當時的正統思想傳統觀念進行懷疑和否定，為維新變法作了輿論先導，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