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編輯出版·四庫全書

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清乾隆年間編撰而成。全書共抄了七部，分貯在七個藏書閣。七部全書由于抄成時間不一，抽補散失情況各異，它們的總數又各不相同。人們經常提到的文津閣本，共收書3503種，79 337卷，36 304冊。至于目錄上的數字，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共3 461種、79 309卷。之所以命名為《四庫全書》，與我國古代的書籍分類方法有關。公元3世紀時，西晉荀勖創立了四部分類法，甲部為經，乙部為子，丙部為史，丁部為集。到了公元4世紀，東晉李充改乙部為史，丙部為子，從此以后，四部分類法便長期固定下來，這就是經部(儒家的經典著作)、史部(記載歷史的書)、子部(各種學說和知識技能的書)、集部(學者的詩文集等)四大部門。唐朝初年設立的集賢書院等皇家圖書館，都是按經、史、子、集分四庫貯藏圖書的，名為“四庫書”。這便是“四庫”名稱的由來。后來歷代學者大都采用這種四部分類法，只是各部所屬的子目，隨著學術的發展變化，作了一些增減和調整。直到公元19世紀末，由于學術范圍逐漸擴大，舊的圖書分類方法已經不能適應需要，才打破了按照四部分類的框架。清代也是按四部分類的，它沿用了唐代四庫的名稱;又因所收錄的書籍比較完備，包括了各方面的知識和許多學術流派，所以定名為《四庫全書》。從修書的背景和目的看，清乾隆在位時期，中國正處于發達興盛時期，經濟相對繁榮，這為纂修提供了物質基礎。此外清王朝推行極端的封建專制統治，大興文字獄，很多學者回避現實，不敢議論國政，精力就集中到整理古書上去，對中國幾千年積累的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特別是代表儒家思想的經書，進行了訓釋、校勘和輯錄佚文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們把這種學術流派稱為“漢學”，它造成了考據風等墨守成規的學風的盛行。為了適應這種學術空氣，學者們需閱讀許多藏書和完整的原著，用以考證學術源流，征引材料出處。而過去分類摘錄編纂的大型類書已經不能適應這種需要了。這就提出了大規模收集和貯藏古代圖書的要求。

乾隆帝于是在有利于加強統治的前提下，對這種學術潮流，因勢利導，下達了征求天下遺書的命令，準備編纂一部空前規模的大叢書。其目的在于：借纂修全書的機會，在全國收集圖書，將歷代書籍作一次全面的審查、評論和總結;消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宣揚清朝是文治的盛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下詔令各省搜集歷代及清朝人的著作，以后又一再嚴厲督促各省官吏認真辦理。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成立了《四庫全書》館，館址設在翰林院內，并在武英殿設繕書處。后來續辦南三閣書，任務緊迫，增添了很多校對、繕寫的人員，又在東華門外云神廟、風神廟和地安門內簾子庫、官房，另設四局，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頭繕寫。

編纂《四庫全書》所用書籍的來源有四：①政府藏書，即內府本，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②清代皇帝的著作和奉皇帝命令纂修的書籍;③公私進呈的圖書，包括各省采進、私人進獻和通行的書籍;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佚書。其中要以各省公私進呈的書籍為最多。各地采集的圖書由總督或巡撫匯總呈送。送到以后，就交給四庫館校對每一種書不同版本的異同，寫出各書的考證，并在每種書的前面寫一篇提要，敘述作者的事跡和本書的源流得失;然后摘錄簡明要點，提出應刻、應抄、應存的意見(在結合處理所謂違礙書籍工作中，還有應全毀、應抽毀兩類)，送呈皇帝決定。動用內府藏書和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書，也按照這種辦法處理。送皇帝審閱過的書，決定收錄后，交給四庫館繕書處抄寫、校對，作為定本。參加編纂和校訂書籍工作的，前后共任命正、副總裁以下的官員360人，官員連同抄寫人員總計4186人，另有不少學者接受了在館官員的聘請，以私人身分參加了編校工作。因而《四庫全書》是集中了當時很多學者的勞動成果修成的。

《四庫全書》所包括的內容范圍極其廣泛。這部書共收錄著作三千五百多種，在經、史、子、集四大部下面，又各分若干類，各部類的名目如下：經部十類，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古代的《樂經》已失傳，這一類收錄的是關于古代音樂理論和古樂器的著作)、小學類(包括研究字義、字形和音韻的著作)。史部十五類，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子部十四類，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集部五類，包括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在上述44類中，有15類又劃分為若干細目，叫做“屬”，這15類共分64個“屬”。八股文的集子在征集圖書時是不要的。《四庫全書》中只示范性地收錄了兩種八股文集，即《經義模范》和《欽定四書文》，這可以說是對當時科舉制度的一種諷刺。

《四庫全書》收錄了我國有文字以來各代人的著作。但是對當時還活著的人的著作，除皇帝的作品和官修書外，都不收錄。在歷代著作中，以官吏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著作為最多，這反映了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壟斷學術文化的情況。此外，全書收錄的婦女著作有五種，如宋李清照的《漱玉詞》、朱淑貞的《斷腸詞》等;佛教徒的著作有44種，如南朝宋法顯的《佛國記》、遼行均的《龍龕手鑒》等;道教徒的著作有22種，如唐李筌的《太白陰經》、元張雨的《勾曲外史集》等;宦官的著作有漢史游的《急就章》等;少數民族的著作，如清滿族圖理琛的《異域錄》，元回族薩都剌的《雁門集》等;外國人的著作，如朝鮮人佚名作者的《朝鮮志》，安南人黎崱的《安南志略》等。明末清初來中國傳教的歐洲人的譯著，《四庫全書》收錄的多是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如意大利人利瑪竇的《乾坤體義》和他同中國學者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葡萄牙人陽瑪諾的《天問略》等。但對他們傳來的天主教經典都不予收錄。總之，《四庫全書》收錄的書突出了儒家文獻的地位，有利于加強君主專制主義的統治，對敢于批評儒家等禮教的著作，都列為禁書，且在存目中大加詆毀，表明清統治者對具有明顯的進步思想的著作是深惡痛絕的。

《四庫全書》還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不重視生產技術的著作，除農、醫、天文、算法外，所收科學技術的書籍是很少的。如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書，總結了當時勞動群眾在工藝方面的種種成就，竟然不予收錄，以至在國內流傳幾乎絕跡。對于戲曲小說，只是在搜集遺書中大量地禁毀，根本不予收錄。這些都表現了纂修工作中清朝統治者的偏見，其后果是影響了我國18世紀以后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的發展。

《四庫全書》第一部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修成，接著又用了三年時間，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第二、三、四部全書陸續修成。這四部全書分別貯藏在北京故宮文華殿后面的文淵閣、奉天皇宮的文溯閣、京西圓明園的文源閣、熱河避暑山莊的文津閣。這四處稱為內廷四閣，不準外人出入，完全是皇帝的私人藏書閣。在第一部《四庫全書》修成的次年，也就是在辦理第二、三、四部全書的同時，乾隆帝又令四庫館另行抄寫打算送到江浙貯藏的三部全書;并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在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在杭州西湖行宮建文瀾閣，準備入藏第五、六、七部全書，這就是江浙三閣。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約用五年時間，抄成了這三部全書。七部全書因抄寫時間不同，因而內容稍有差異。抄成后又進行復查，前后辦成的七部全書，都又作了部分的撤毀、挖改和換補。因而《四庫全書》的內容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最后固定下來，江浙三閣的三部全書到嘉慶元年(1796)才頒發齊全。四庫館修書期間，乾隆帝還命令編纂了幾十種官修書籍，收入《四庫全書》中。這些書很多是宣揚清朝強盛、粉飾太平的，如《蘭州紀略》、《萬壽盛典》等。另外，還有與《四庫全書》有直接關系的幾種書，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禁毀書目》等。這些都是編纂過程中的副產品，在我國學術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如在開始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乾隆帝又命將著錄書和存目書的提要，匯編成一部“總目”，經總纂官紀昀等再作修改，成為專書，定名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簡稱《四庫提要》。它共包括200卷，書前有“凡例”，在經、史、子、集四部前面各有總序，每部中各類的前面又各有小序。

《四庫提要》是一部流傳極廣、影響很大的目錄書，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經史子集四部的總敘和各類的小序，對中國古代學術的源流作了較系統的敘述。每種書的提要，對作者生平和本書的內容作了簡要的評介。這些評介，雖然摻入了清朝統治者的政治偏見，而就評斷學術的是非優劣來說，是頗有見地、值得參考的。可以說，從《四庫全書》修成之后，一直到19世紀末，中國學者很少不受《四庫提要》的影響。就是在今天，我們研究古代文化時，想搜集需要的材料，仍然有必要拿《四庫提要》作為一把鑰匙。在修書期間，為了清查違禁書籍，還編制了《全毀書目》、《抽毀書目》，頒發各省，按目查繳。這些禁書目錄是清朝統治者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證;但它留了下來，則成了后世研究封建社會文化專制主義的重要資料。《四庫全書》七部，現在文源閣本、文宗閣本、文匯閣本已全部遭到毀壞，文瀾閣本遭到部分毀壞，文淵閣本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政府運到臺灣去了，另兩部文津閣本、文溯閣本保存較好。其中現藏北京圖書館的文津閣本全書，是七部全書中保存得最為完整的。總之，《四庫全書》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主要價值是保存了歷代大量的文獻。歷代學術凡是不同當時的政策相抵觸的比較有價值的著作，一般得以在全書中保存下來。《四庫全書》所依據的底本，有很多是珍貴的善本書。其中不少宋、元時代的刻本和舊抄本，在修書時已很罕見。還有不少是已經失傳很久的書籍，有的在修書時經大事征集又重新發現，有的則從古書內輯錄出來。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書籍，就是《四庫全書》中的精華部分。再如我國漢代到南北朝期間幾部重要的數學著作，《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海島算經》、《夏侯陽算經》、《五經算術》等，修書時有的已經失傳了二三百年，有的殘缺很嚴重，四庫館根據《永樂大典》加以輯錄和校補，才有了比較完善的本子。這是我國古代光輝的科學成果的一部分。當然，由于清統治者推行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在《四庫全書》中對一部分書籍的內容作了篡改刪削，通過提要宣揚統治者的“欽定”觀點，同時大搞禁書毀書，并厲行文字獄，其后果是毀掉了許多可貴的古代文獻，對這一點我們應持批判的態度。

其次，《四庫全書》的產生在整理古籍的方法上，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也給予后來的學術界以頗大的影響。四庫館采輯佚書的工作，在當時立即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有的人也動手采輯，并且還有所發展，古書輯佚工作因此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四庫全書》也促進了校勘學的發展。校勘書籍是古已有之的，但清朝中葉所興起的校勘學，卻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要恢復古書的本來面目。學者們紛紛從事輯佚和校勘，有了新的輯本和新的各種校本，于是就需要刊刻新的版本，從而又推動了我國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在目錄學方面，自從《四庫全書》編成以后，還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原來自宋朝以后，元、明兩代直至清乾隆以前，沒有一部較好的政府藏書目錄或私人藏書目類。

《四庫全書》的編纂，產生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部可作為典型的目錄書，便有力地影響了私人藏書目錄的編寫。許多版本目錄及藏書志、藏書題跋等，在清中葉以后如雨后春筍般地產生了。另外，《四庫全書》本身的裝幀，包括書夾、書匣等，就是一套很精致、很貴重的工藝品，它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書籍裝幀方面的出色技能。在18世紀中葉編成的《四庫全書》，就其內容之廣和篇幅之大來說，當時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四庫全書》所包涵的十分豐富的史料，足以證明：中國的古代文化是極其燦爛輝煌的，我們的祖先為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四庫全書》是了解中華古文明的一份重要的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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