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晉南北朝·史傳散文

司馬遷 史記·伯夷列傳^[1]

夫學者載籍極博^[2]，猶考信于六藝^[3]。《詩》、《書》書雖缺^[4]，然虞、夏之文可知也^[5]。堯將遜位^[6]，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7]，乃試之于位^[8]。典職數十年^[9]，功用既興^[10]，然后授政^[11]。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12]，傳天下若斯之難也^[13]。而說者曰^[14]：“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15]，恥之，逃隱^[16]。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17]。”此何以稱焉^[18]? 太史公曰^[19]：“余登箕山^[20]，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21]，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22]。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23]，其文辭不少概見^[24]，何哉?”

[1]司馬遷(前145或135—?)，字子長，夏陽龍門(今陜西韓城)人，西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的作者。《伯夷列傳》是《史記》列傳里的第一篇。伯夷：商孤竹君之長子，詳見本文。[2]載籍：書籍，典籍。[3]考信：謂查考其真實。語出《禮記·禮運》：“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 六藝：指儒家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今文家說《樂》本無經，附于《詩》中，古文家說有《樂經》，秦焚書后亡。[4]《詩》、《書》雖缺：據傳古詩三千余篇，孔子刪為三百零五篇，今有五篇有目無文。《書》亦有三千余篇，秦火后僅余二十八篇，乃老儒記誦所得，時人以今文錄出，即所謂今文《尚書》。后又于孔宅壁中得到用古文字書寫的《尚書》數十篇，稱古文《尚書》。二者文字有差異。[5]虞、夏之文可知：今文《尚書》有《堯典》，古文《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記載了堯禪位于舜，舜禪位于禹的事情。虞，虞舜。夏，夏禹。[6]遜位：猶讓位。[7]岳牧：古代傳說中四岳和十二州牧的合稱。四岳傳說為堯舜時的四方部落首領。十二州為傳說中堯舜時代行政區劃制度，州牧為各州行政長官。咸薦：全都推薦。[8]試：試用。位：職位。[9]典職：掌管政事。[10]功用既興：謂已經產生了功效。[11]授政：謂授予帝位。[12]天下重器：指政權。王者大統：指帝位。[13]若斯之難：像這樣的不容易。[14]說者：此處指莊周。[15]“堯讓”二句：許由為上古高士，相傳堯讓以天下，不受，遁耕于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莊子·讓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16]逃隱：逃而歸隱。[17]卞隨、務光：《莊子·讓王》謂商湯將伐夏桀，向卞隨、務光請教，二人不作答。湯滅桀后，想把天下讓給他們，二人憤而投水死。[18]此：指許由、卞隨、務光之事。稱：謂被述說或稱道。[19]太史公：司馬遷自稱。[20]箕(ji)山：今河南省登封東南，許由隱居處。[21]序列：謂依次論述。[22]吳太伯：一作泰伯，周代吳國的始祖。姬姓，周太王長子。太王欲立幼子季歷，他與弟仲雍同避江南，改從當地風俗，斷發文身，建立吳國。《論語·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倫：類。[23]由、光義至高：謂許由、務光道義的操守很高。[24]其文辭：謂涉及他們事跡的儒家經典和圣人言辭。不少概見：謂哪怕一點點大略的記載也沒有。少，同“稍”。概，大略。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1]。”“求仁得仁，又何怨乎^[2]?”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3]。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4]。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5]。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6]，盍往歸焉^[7]。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8]，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9]：“父死不葬，爰及干戈^[10]，可謂孝乎? 以臣弒君^[11]，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12]。太公曰^[13]：“此義人也^[14]。”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15]，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16]，隱于首陽山^[17]，采薇而食之^[18]。及餓且死^[19]，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20]，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21]，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22]，忽焉沒焉^[23]，我安適歸矣^[24]。于嗟徂兮^[25]，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 非耶^[26]?

[1]舊惡：謂過去的仇恨或嫌隙。怨是用希：怨恨因此很少。是，此。用，因。希，同“稀”。按，這段話出《論語·公冶長》。[2]“求仁”二句：這段話出《論語·述而》：“(子貢)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 求仁得仁：謂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3]軼詩：散失的詩篇，指下文采薇之歌。可異：謂不同于孔子之論。[4]孤竹君：孤竹國的國君。孤竹，古國名，在今河北盧龍東南，存在于商、西周、春秋時。[5]中子：排行居中的兒子。[6]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商末姬昌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養老：謂尊養老人。[7]盍：何不。一說同“蓋”，承接連詞。往歸：謂去投奔。[8]木主：木制的神位，上書死者姓名以供祭祀，俗稱牌位。[9]叩馬：勒住馬。叩，通“扣”。[10]爰(yuan)：于是，就。及：到。[11]弒(shi)：古代卑幼殺死尊長叫弒，多指臣子殺死君主，子女殺死父母。[12]欲兵之：謂想用兵器殺死他們。[13]太公：姜姓，呂氏，名尚。輔佐武王滅殷，封于齊，為齊國始祖。俗稱姜太公。[14]義人：謂言行符合正義或道德標準的人。[15]宗周：謂以周為宗主，承認其統治地位。[16]粟：謂俸祿。[17]首陽山：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南，又名雷首山。傳為伯夷叔齊餓死處。[18]薇：野菜名。[19]且死：將要死。[20]西山：指首陽山。[21]以暴易暴：用暴力取代暴力。[22]神農：傳說中古帝名，古史又稱炎帝、烈山氏。相傳始教民為耒、耜以興農業，嘗百草為醫藥以治疾病。虞、夏：虞舜、夏禹。[23]忽焉：快速貌。沒：盡，終。[24]適歸：往歸，歸向。《詩·小雅·四月》：“亂離瘼矣，爰其適歸。”[25]于(xu)嗟(jie，又讀jue)：表示悲嘆。徂(cu)：死亡。[26]怨邪(ye)非邪：有怨呢?沒有怨呢?邪，表疑問語氣。

或曰^[1]：“天道無親，常與善人^[2]。”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3]!且七十子之徒^[4]，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5]。然回也屢空^[6]，糟糠不厭^[7]，而卒蚤夭^[8]。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9]，肝人之肉^[10]，暴戾恣睢^[11]，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12]。是遵何德哉^[13]?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14]。若至近世，操行不軌^[15]，事犯忌諱^[16]，而終身逸樂富厚^[17]，累世不絕^[18];或擇地而蹈之^[19]，時然后出言^[20]，行不由徑^[21]，非公正不發憤^[22]，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23]。余甚惑焉^[24]，儻所謂天道^[25]，是邪? 非邪?

[1]或曰：有的人說。[2]天道無親：謂天道公正，無偏無私。親，親近，偏私。與：幫助。善人：有道德的人或善良的人。按，此二句出于《老子》七十九章。[3]積仁絜(jie)行：聚集仁義，修飭品行。絜，通“潔”。[4]七十子之徒：指孔門弟子。[5]“仲尼”句：《論語·先進》：“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仲尼：孔子。顏淵：名回，孔子學生，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早卒。[6]回也屢空：《論語·先進》：“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經常貧窮。空謂貧窮無財。[7]糟糠不厭：糟糠都吃不飽。糟糠，酒滓、谷皮等粗劣食物。厭，通“饜”，吃飽。[8]卒：終于。蚤夭：謂短命而早死。蚤，同“早”。夭，夭折。[9]盜跖(zhi)：古代傳說中的大盜，名跖。《莊子》有《盜跖篇》。不辜：無罪的人。[10]肝人之肉：《莊子·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于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肝，疑當作“膾”。細切為膾。[11]暴戾(li)恣睢(sui)：殘暴兇狠，恣意橫行。[12]壽終：謂年老自然死亡。[13]遵何德哉：意謂盜跖又遵行了什么好品德竟得到如此善報呢?[14]彰明較著：謂非常顯明。[15]操行不軌：操守、品行不合常軌，越出法度。[16]忌諱：避諱。意謂法令所禁止的事情。[17]逸樂富厚：舒適安樂，財富雄厚。[18]累世不絕：接連幾代不斷。[19]擇地而蹈：選擇地方行走，形容做事小心謹慎。[20]時然后出言：謂到應該說話的時候才說話。《論語·憲問》：“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時，適時，合于時宜。[21]行不由徑：走路不抄小道。《論語·雍也》：“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后以行不由徑比喻為人正直或舉止端方。徑，小路，比喻能達到某種目的的不正當門路。[22]公正：公平正直。發憤：激起憤慨。[23]不可勝數：數不清。[24]甚惑：非常困惑。[25]儻(tang)：倘若，或者。通作“倘”。天道：天理，天意。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1]。”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2]。”“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3]。”舉世混濁，清士乃見^[4]。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5]!

[1]“道不同”二句：主張不同，不互相商議。語出《論語·衛靈公》。[2]執鞭之士：執鞭駕車的人。一說，市場守門卒(見楊伯峻《論語譯注》)。按，這段話出于《論語·述而》，意謂富貴如果可以求得，就是那些比較下賤的工作我也肯做，但如果不能求得，那么我還是要做我所喜好的事情。[3]“歲寒”句：語出《論語·子罕》。[4]“舉世”二句：《楚辭·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5]豈：難道不是。以：因為。其重若彼，其輕若此：謂那些清士把道德操守看得那么重，把貧富和生死看得這么輕。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1]。”賈子曰^[2]：“貪夫徇財^[3]，烈士徇名^[4]，夸者死權^[5]，眾庶馮生^[6]。”“同明相照^[7]，同類相求[8];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9]。”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10]，附驥尾而行益顯^[11]。巖穴之士^[12]，趨舍有時若此^[13]，類名堙滅而不稱^[14]，悲夫^[15]! 閭巷之人^[16]，欲砥行立名者^[17]，非附青云之士^[18]，惡能施于后世哉^[19]!

[1]“君子”句：君子憂慮身死而名聲不能被稱述于后世。語出《論語·衛靈公》。[2]賈子：指西漢賈誼。以下一段話出于賈誼《鵩鳥賦》。[3]貪夫徇(xun)財：貪心的人不惜舍身以求財。徇，同“殉”。[4]烈士徇名：有氣節的人不惜舍身以求名。[5]夸者死權：矜夸而自大的人為權勢而死。[6]眾庶馮(ping)生：一般老百姓所憑恃的只是活著。眾庶，眾民，百姓。[7]同明相照：謂二光相互映照而愈明。[8]同類相求：謂物之同類者互相聚合。[9]“圣人”句：意謂萬物得圣人之詮釋，其義乃大明于天下。作，興起。按，這句話出于《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10]篤學：專心好學。[11]附驥尾：謂蚊蠅附在馬的尾巴上，可以遠行千里。比喻依附先輩或名人之后而成名。[12]巖穴之士：指隱士。古時隱士多山居，故稱。[13]趨舍有時：謂對何時應出仕何時應退隱有自己的把握。[14]類：率，皆，大抵。名：名聲。堙滅：埋沒，泯滅。不稱：不顯揚。[15]悲夫：悲嘆之詞。夫，語助。[16]閭巷之人：謂平民老百姓。[17]砥行立名：砥礪品行，修養道德，樹立名聲。[18]青云之士：謂位高名顯的人。[19]惡(wu)能：怎么能。施(yi)：延續，延伸。

[解讀鑒賞]

《伯夷列傳》一文，在《史記》的列傳一體中，是章法頗為獨特的一篇作品。就《史記》中一般列傳的寫法而言，司馬遷大多是先以敘事的口吻直寫一個人的傳記，然后在篇末才以“太史公曰”四字開端，來寫他自己之評說的論贊。至于《史記》中少數不以個人為單篇傳記而以群體合為一篇之傳記者，則司馬遷有時也先對群體之性質做一番概說，然后再分寫個人之傳記，如《史記》中之《游俠列傳》、《貨殖列傳》等屬之。然而其《伯夷列傳》一篇，則既與個人傳記之先敘故實后加論贊者不同，也與群體列傳之先加總論后再分敘者不同。《伯夷列傳》是先以論述開端，后以論述結尾，而中間只以“其傳曰”三字開始，寫了一段極短的傳記。除了這種敘寫次第之與其他列傳的敘寫手法不同以外，更值得注意的乃是其論述部分也與其他列傳的論贊口吻有所不同。在其他列傳的論贊中，司馬遷對其所論贊之人物的褒貶評價乃是明白可見的，但在《伯夷列傳》一文中，其通篇之論述往往都是或以感慨或以疑問之口吻出之，而且往往旁生側出若斷若續，使人難以遽窺其意旨何在，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變化莫測之致。

《史記》七十列傳的第一篇就是《伯夷列傳》，而七十列傳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作者在書中寫一篇自序本來很常見，但司馬遷把他的自序安排在列傳的第七十篇，那就好像是給自己也寫了一篇列傳，他這一首一尾是有呼應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對他自己寫作《史記》的動機和經歷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他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司馬遷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擔任史官的官職，他說他的先人說過：周公 死后五百年而生孔子，孔子死后到現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誰能夠像孔子一樣把我們這一份文化傳統繼續傳承下去呢?這真是很妙的一個開頭。孔子在《論語》中曾經說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如果上天打算滅絕一種文化，那么后人就無法再接受這種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打算讓這種文化斷絕呢?孔子說，那么我不管遇到多少困厄苦難，也一定能夠把它傳下去。司馬遷現在就也有孔子這種信心。可是就在寫作《史記》的過程中，司馬遷不幸遭遇到了李陵的禍事。

李陵是李廣的孫子，他帶領五千步卒深入絕域與匈奴苦戰，一直打到矢盡道窮，主將貳師將軍李廣利也沒有給他一兵一卒的援軍，最后終于戰敗投降了匈奴。漢武帝殺死了李陵的妻子和老母，司馬遷為李陵說了幾句話，漢武帝就認為他“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對他的懲罰是處以宮刑。對一個男子來說，那是一種最恥辱的刑罰。如果司馬遷不肯接受宮刑，那就只有被處死。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談到了他為什么不選擇死，他說：假如我被朝廷處死，我的死就像“九牛亡一毛”，沒有任何價值，世俗的人也不會把我算作殉難死節的一類。我并不怕死，但我之所以接受了宮刑的屈辱，隱忍茍活，是因為“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我所要完成的事情還沒有完成，如果我就這樣卑微鄙陋地從世界上消失，那我是不甘心的。司馬遷還說：古來只有那些偉大不凡的人才能夠名聲流傳于后世，像文王之演《周易》，仲尼之作《春秋》，屈原之賦《離騷》等等，都是由于他們內心郁結著許多幽怨，才把所有的理想都寄托在文字之中。他說“仆竊不遜”——在這方面我不以為自己卑微，因此我“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我要以此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的書寫成了，現在的人不欣賞沒有關系，我要把它“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將來會有人能讀懂我的書，理解我的感情和志意。到那時候，我就把我以前所受的一切恥辱都洗掉了。但這種話，“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司馬遷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寫作《史記》的。他所寫的其他人的傳記，前邊都是史實的敘述，只有在結尾處才有“太史公曰”的議論。只有這篇《伯夷列傳》全篇都是夾敘夾議，而且有很多的感慨。更妙的一點是，他所有的感慨都沒有明說。你看他這篇文章，有那么多的引號，引的都是別人的話;有那么多的問號，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因為他心里有很多話是不能夠說出來的，他的悲慨只能留給讀者去探索和回味。如果你不了解這些背景和深意，你一定會奇怪：他東說一句西說一句到底在說什么?其實，他的前后都是有呼應的。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開端處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歷史上的事情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我們要從“六經”之中來考證。《詩經》和《書經》雖然是不完整的，但遠古虞舜和夏禹時代的事情仍然留下了記載的文字。現在你要注意：伯夷、叔齊本來都是以不肯接受君主之位而被后世稱頌的，而司馬遷卻從接受了君主之位的舜和禹說起。這讓位而被接受的事情古書上是有記載的：當堯讓位給舜，舜讓位給禹的時候，都是由四方的諸侯之長與九州的地方行政長官一致推薦，而且把他們放在工作崗位上試用了幾十年之久，看到他們真的有所成就，才把國家的政權交給他們。可見，為天下選擇一個領導人是多么不容易! 這是六經的記載，是可信的事情。可是，一般的傳說卻還有另外的說法。比如，《莊子》里的《讓王篇》說的就都是不肯接受君王之位的事情。《讓王篇》說，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認為接受權力祿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所以就逃跑了。《讓王篇》還說，商湯攻打夏桀取得勝利之后，想把天下讓給卞隨和務光，這兩個人也都沒有接受。所以你看，同樣是有持守有品格的人，卻還有不同的類型，就如同《孟子·萬章篇》所說的，伯夷是“圣之清者”，他不肯讓自己的品德操守沾上任何污點;伊尹是“圣之任者”，他肯為任何國君做事，只要能夠拯救天下人民于水火之中就行;孔子是“圣之時者”，他可以根據不同的環境和機遇采取不同的態度。

然而，像許由、卞隨、務光那些不肯接受君主之位的清高之人，在“六經”里并沒有關于他們的記載，是否可以相信歷史上實有其人呢? 司馬遷說：我到過箕山，在那里看見過許由的墓。可見，至少許由這個人是果然有的。司馬遷又說：孔子曾經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對吳太伯、伯夷都有記載，卻沒有關于許由和務光的任何材料，那又是為什么呢?你看，司馬遷已經開始提出疑問了，他后邊還將有更多的疑問提出來，卻都不做直接的回答。吳太伯也是一個讓位的人，曾經得到孔子的贊美，《論語》里邊有一篇的題目就叫做《太伯》。孔子也曾贊美過伯夷、叔齊，說他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就是說，他們不計較別人的過失，不怨恨別人，所以別人也不會怨恨他們。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向老師提出一個問題：伯夷這個人最后落到餓死的下場，難道他心里就沒有怨恨不平嗎?孔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所追求的是保持自己完美的品德，他已經做到了，怎么會有怨恨呢?可是司馬遷就說了：我曾看到過伯夷留下來的一首詩，我怎么就覺得他好像是有怨呢?然后他說，“其傳曰”——你們看，司馬遷發了多少議論，提了多少問題，一直寫到這里，才開始進入傳記的正式記載。他說，伯夷和叔齊是孤竹國國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一直想傳位給小兒子叔齊。孤竹君死了之后，長子伯夷不愿違背父親的意思，就不肯接受國君之位。可是弟弟叔齊認為按照宗法應該由長子繼承，因此也不肯繼承國君之位。結果他們兩個人就一起逃跑了。他們聽說西伯姬昌的領地治理得很好，就去投奔姬昌。可是當他們到了那里的時候姬昌已經死了，姬昌的兒子周武王正載著他父親的牌位準備出兵去攻打紂王。伯夷和叔齊就攔住武王的馬責備他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當然不會聽他們的話，左右的人想對他們加以兵刃。姜太公說：他們是仁義之人，不可以殺死他們。于是就叫人把他們攙到一邊去了。后來武王滅紂得了天下，大家都歸順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齊恥之”。我們說，每個人所認定的持守標準是不同的，孟子也是儒家，但孟子主張民主。武王革命殺死了紂，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 而伯夷和叔齊所持守的是禮法，他們認為，不管對方如何，我們每個人要盡自己的本分，不能做沒有道理的事情。做妻子的不能夠背叛丈夫，做臣子的也不能夠背叛君主，周武王弒君是不合禮法的，所以他們就“義不食周粟”。古人做官都有俸米，因此這個“不食周粟”包含有另一層意思，就是不肯出來在周朝做官。他們隱居在首陽山里不出來做事情，沒有收人，當然也就沒有糧食吃，只好“采薇而食之”。薇是薇蕨，是 一種野菜，光吃野菜是吃不飽的，所以伯夷和叔齊后來就餓死了。他們在死前曾經作歌說：“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君主本來是應該愛護人民的，但紂王是一個暴君，沒有盡到君主的本分;武王竟然殺死了自己的君主，那也不是一個臣子該做的事。所以周之代殷是“以暴易暴”——以一個暴臣換了一個暴君。而天下人卻不懂得這是不對的。在神農虞夏的時代，從來就沒有后世這種名利祿位的爭奪角逐，但那種時代早已消失了，此后留在人間的只有篡奪和戰亂。伯夷和叔齊嘆息說：現在我們已經快要死了，我們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時，為什么就不能生在那神農虞夏的美好時代呢?寫到這里司馬遷說，“由此觀之，怨耶非耶”——他們到底有怨還是沒有怨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因為這里邊有件事情值得思考：從一個人的持守來說，他能夠保全了自己品德的持守，那是“求仁得仁”，沒有什么可怨的了。可是周圍的社會環境難道是正常的嗎? 陶淵明付出了饑寒的代價，保全了自己的操守;司馬遷忍受了腐刑的恥辱，完成了《史記》的著作。在他們自己來說也是“求仁得仁”。可是，為什么把人逼到只有付出饑寒的代價，只有忍受腐刑的恥辱，才能完成操守?這就是社會有問題了。你對社會是無可奈何的。這不是悲慨是什么?所以陶淵明歸隱之后一方面說“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一方面又說“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這也是怨與不怨的兩個方面。

接下來，司馬遷的議論就更深入了一步，他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為什么像伯夷、叔齊這樣潔身自愛的好人就應該餓死呢?而且還不只是伯夷、叔齊，像孔子最好的學生顏淵，也是經常處于貧困的境地，吃最粗糙的食物還不能吃飽，結果很年輕就死了。反倒是吃人肉的盜跖活了很大年紀得以壽終，那又是為什么呢? 當然，這些都是歷史上的名人，那么近世的人又怎么樣呢?近世的例證就更多了：那些操行不軌、為非作歹的人，不但自己一輩子享樂，而且為子女都打算好了，可以世世代代保持富貴;而那些奉公守法、一切遵行正道的人卻往往遇到災難。這真是一件讓人感到困惑痛苦的事! 所謂“天道”，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

好，假如司馬遷這篇文章就停止在這里，那么我們大家就都應該去為非作歹了，因為天道的賞善罰惡似乎已經不大可信了 可是不，司馬遷并沒有停在這里，下邊他一連引了好幾段孔子的話，目的是要說明：天道雖不可恃，一個人自己的行為是可以自己持守把握的。孔子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說，“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每個人的追求不同，有的人以現世名利祿位的享受為好，有的人認為品格與操守更重要，有的人就寧愿為追求一個完美的品格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春暖花開的時候，所有的草木都很茂盛，你怎么能看出誰更堅強? 只有經過嚴霜冰雪的考驗，松柏才顯示出它耐寒的品格。人也是一樣，整個世界都齷齪敗壞了，清白的有操守的人才能夠顯示出來，那不就是因為每個人所看重或看輕的并不一樣嗎? 陶淵明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里說，由于我選擇了躬耕的道路，以致使你們“幼而饑寒”。可是我為什么選擇這條道路呢? 是因為我“違己交病”——如果我出賣自己而與那齷齪的社會同流合污，那真是比生病還要難受。陶淵明所看輕的是外在的富貴與享受，看重的是內在的本性的持守。這就是所謂“各從其志”。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同樣是保持了持守的人，仍然有幸與不幸的區別。就如前文所說的，有的人得到了孔子的贊美，有的人不是就沒有得到孔子的贊美嗎?儒家講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是所謂“三不朽”的事業(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而令儒家士人感到最遺憾的事，就是“沒世而名不稱”了。一個人“積仁絜行”，生前為持守自己的品德而承受了那么多苦難，死后難道不應該有一個不朽的名聲嗎? 我在講清詞時講到過吳偉業的一句詞，“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龔勝不肯出仕于王莽的新朝，王莽一定要召他出來做祭酒，他就絕食而死。七十多歲的老人還不能得到善終，這本來是一件悲慘的事，可他卻因此而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不朽的名聲。所以吳偉業認為龔勝比他幸運。人的理想和追求本來是多種多樣的，司馬遷說：“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貪財的人肯為爭奪錢財而死，節烈之士愿意為保護名聲而死，喜歡炫耀權勢的人肯為追求權力而死，一般老百姓則只求一個安定的生活。所謂“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有相同理想和追求的人是比較容易互相理解的。所以，一般的人只能理解贊美與自己相合的一類，對與自己不相合的那些人就不會去贊美和欣賞他們。只有圣人可以看清和理解一切人。讀到這里我們要注意，司馬遷他寫了那么多傳記，記載了各種各樣的人物，他說這話不是隱然在和圣人相比嗎? 下邊他又說，“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但在那些荒僻的鄉村之中、山林之內，一定還有不少有持守的人由于得不到圣人的稱述而姓名埋沒，那真是太可悲哀了。所以，“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 一個人可以發憤磨礪自己的品行，但如果沒有一個有力量的人替他宣揚，他的姓名怎么能留傳到后世呢?

司馬遷這些話不是明說，但顯然是以孔子的事業自許。對這一點，要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方面是：天道已不可恃，但我們還要守住人道，要有自己的操行和持守。第二個方面是：天道不是已經沒有對善惡的賞罰了嗎，那么我要用我的文字給社會一個公正的賞罰。這句話換個說法就是，我要用我的方法來替天行道。《春秋》是有褒貶的，一字之褒就“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就“嚴于斧鉞”。司馬遷希望他的《史記》也能起到這個作用。可是有人就說了：一個人死也死了，苦難也受了，不管是《春秋》贊揚他還是《史記》贊揚他，又有什么用處呢?不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不朽之名對本人來說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可是我們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文化，或者世界的歷史和整個人類的文化，它們之所以有光明，就是因為有這些為了正義的持守而受苦難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物。他們的價值就在于為后人留下了黑暗之中的一線光明。所以，用文字把這些人記錄下來，使他們的名字不朽，不僅僅是為了還他們本人一個公平，更重要的是給后人以激勵和希望。一個人可以盡自己的本分，堅持自己的道德準則，不做不對的事情，但對整個社會有時候是無能為力的。陶淵明退隱躬耕，也是求仁得仁。可是當他想到自己生在這樣一個篡奪和戰亂的時代，有多少平生的理想都沒有完成的時候，他也會“終曉不能靜”。你說他是有怨還是無怨呢? 如果舉世的人都在醉生夢死之中，只有你一個人堅持你品德的操守，那么有誰能理解你?有誰能證明你的堅持是可貴的? 陶淵明《詠貧士》說：“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文天祥《正氣歌》說：“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是古書上所記載的那些榜樣，給了他們孤獨中的安慰和堅持下去的力量。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就是靠了歷史上有這些人才得到發揚光大嗎?

我說的這些已經太過于具體了。司馬遷都說了嗎? 沒有，司馬遷只是說“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只是說“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所有那些意思都是隱約恍惚的，你可以感覺到有一種沉郁的感情在里邊盤旋，那只是一種美感，一種留給我們去思索和聯想的“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我講詞時曾經提到過“弱德之美”。弱德之美不是弱者之美，弱者并不值得贊美。“弱德”，是賢人君子處在強大壓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種品德。這種品德自有它獨特的美，這種美一般表現在詞里。而司馬遷《伯夷列傳》之所以獨特，就是由于它作為一篇散文，卻也于無意之中具有了這種詞的特美。也就是賢人君子處于壓抑屈辱中，而還能有一種對理想之堅持的“弱德之美”，一種“不能自言”的“幽約怨悱”之美。

[閱讀思考]

魯迅曾評司馬遷的《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結合對《伯夷列傳》的閱讀，談談你對魯迅看法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