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文獻·明代文學批評文獻·近現代學者研究明代文學批評的著述
在現代學術史上,中國文學批評史及古代文論獨立學科地位的確立,當以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為標志(1927年,陳中凡出版我國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僅七萬余字,過于簡略)。經過七十年左右的發展,這個學科已是規模宏偉,建樹頗豐。明代文學批評作為其分支之一,亦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茲就見聞所及,擇要略作評述。文獻的排列,以詩文、小說、戲曲為序,同一文體內則以出版時間為序。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著。此書有三個版本:一是商務印書館本,上卷出版于1934年,下卷二冊出版于1947年,1999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重印;二是新文藝出版社本,1956年版;三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本,1958年出版;后兩種均為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本且易名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卷)。修訂本對明代部分改動不大,基本保持了原有構架和表達方式。共14節,即:《宋濂之文論》《明初之詩論》《茶陵詩派》《李夢陽》《何景明》《唐宋派的文論》《后七子派的詩論》《后七子派的文論》《公安派的前驅與羽翼》《公安派》《竟陵派》《評點之學的理論》《錢謙益與艾南英》《顧炎武黃宗羲與申涵光》。論述明代的文學批評,郭著以歷史的縱向發展為綱,同時又注意對學術流派和理論問題的橫向考察,縱橫交織,致力于真實地再現歷史場景并做出較為準確的判斷。例如,作者闡釋公安派的文學思想,一方面聯系其“前驅與羽翼”;另一方面聯系當時的思想文化、小說戲曲創作等情形,視野開闊,發微燭隱,立論堅實可靠。他對明代文學批評的總體評價,頗能揭示明人的個性:“明代是陽明學流行的時代。陽明學派從理學轉變為心學,正和南宋蹈常習故的風氣絕不相同。理學精神是傳統的,所以當時像薛瑄這樣,甚至謂‘自朱子后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心學精神是反抗傳統的,所以當時像李贄這樣,甚至以為‘《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由于這種不顧一切的大膽精神,所以才會造成文學批評偏勝的風氣。他們寧愿以偏勝之故,而罅漏百出,受人指謫,然而一段精光,不可偏廢者也在此。他們要求別出手眼,他們不要騎兩頭馬。他們精神的表現為狂,為怪,為極端,然而另一方面為卓異,為英特。”這種描述性的評價是相當中肯的。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后,較為重要的同類著述還有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王運熙等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成復旺、黃保真、蔡鐘翔《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出版社1987)、(日)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許總譯,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日)青木正兒著《中國文學思想史》(孟慶文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等。
《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歷代文論選》四卷本是在1964年版《中國歷代文論選》三卷本的基礎上經過較大修改、增補,編寫而成的,由郭紹虞主編,王文生副主編,錢仲聯參加校訂全書并擔任部分編寫工作,顧易生參加閱讀定稿。第三冊為明清部分(不包括近代),由王文生、田念萱、黃屏擔任編寫工作。明代部分的正文包括:宋濂《文原》、高棅《唐詩品匯總序》、李東陽《懷麓堂詩話》(選錄)、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李夢陽《詩集自序》、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唐順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李開先《市井艷詞序》、徐渭《葉子肅詩序》、徐渭《南詞敘錄》(選錄)、王世貞《藝苑卮言》、李贄《童心說》、李贄《忠義水滸傳序》、焦竑《與友人論文》、屠隆《文論》、湯顯祖《答呂姜山》、湯顯祖《點校虞初志序》、沈璟《詞隱先生論曲》(選錄)、臧懋循《元曲選序二》、王驥德《曲律》(選錄)、袁宗道《論文上下》、袁宏道《雪濤閣集序》、鐘惺《詩歸序》、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馮夢龍《序山歌》、陳子龍《詩論》,涵蓋詩、文、小說、戲劇、民歌等各個方面。對每篇正文均有注釋和說明。注釋的目的在于解釋詞句,疏通文義。說明的作用,或是論述一篇文章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或是列舉主要論點,給予評價;或是揭橥其固有含義,闡明大旨,總之,是為了給教師以參考,給同學以啟發,并幫助自學者培養深入鉆研的興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完善本書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功能。每篇正文之后,各有一組附錄。附錄文章或解說正文,有所闡發;或義有異同,可供比較;或后人論旨相同,有所引申;或同一作者的其他文章觀點類似,足資旁征。附錄的目的是為了給研究者提供搜集材料的線索,以便清理某一理論發展的源流。按,蔡景康編《明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以選文和注釋為主,與《中國歷代文論選》體例有異。
《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 張國光、黃清泉主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987年5月,由湖北省公安派文學研究會舉辦的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會在 “三袁”故鄉公安縣召開,同時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論文集。會議及論文集中心有三:一、對公安派的歷史貢獻作了高度評價。張國光《公安派——四百年前我國文學革新運動的一面旗幟》認為:“萬歷時期是明朝出版事業發達的時期,反對復古主義的名家,有李贄、焦竑、徐渭、湯顯祖等人,他們在哲學思想或文藝創作上有各自的成就。但只有在公安三袁登上文壇以后,這種反復古主義文學思潮,才由條條小溪匯為聲勢澎湃的長河。”此外,公安派對五四新文學運動也有積極影響。曾憲祝《公安派對明后期文學的調節作用》從“變”與“矯”的結合、雅與俗的滲透、質與文的統一三個方面論述了公安派對晚明文學的調節作用; 王齊洲肯定了袁宏道的通俗文學思想(《論袁宏道的通俗文學思想》)等等。二、對袁宏道的詩學作了相對集中的探討。陳文新《明代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的對立互補關系及其融合》認為:“在文體規范和‘性靈’這矛盾的兩個側面中,公安派以后者作為自己的立足點,而對前者極端鄙夷,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即揭示出這種態度。”“基于對‘性靈’的崇尚和對文體規范的貶抑,公安派打起了變古的旗幟。”孫建模、嚴國安《袁宏道文藝思想的探討》將袁宏道詩學縷分為五個方面:反對貴古賤今,提倡“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發展觀;反對“字比句擬”,主張“窮新極變”;反對“依傍古人”,主張“見從己出”;力主“文質說”,強調“質”的重要性;對通俗文學極力推崇。田宜弘《排擊擬古,昌言性靈》論袁宏道的《敘小修詩》,宋克夫《“古不可優,后不可劣”》論袁宏道的通俗文學觀,都揭示了三袁詩學的某一側面。三、對公安派詩學前后期的差異加以考察和描述。錢伯城《袁中道論略》指出:“中郎的主張,弊病很多,只可奏效于一時,難以行之于久遠,小修也未能信從到底。”“事實上,豈止小修有變,就是中郎,也不是一成不變。”陳文新《明代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的對立互補關系及其融合》強調:前后七子詩學與公安派詩學各偏于一端,它們的前景必然是文體規范與“性靈”的融合,這種融合“在袁中道的詩論中已露端倪”。李健章《公安派的創作論》、黃清泉《略論“性靈”說與明代后期文化思潮》等對“性靈”的內涵作了較為集中的闡釋。按,孟祥榮著《真趣與“性靈”——三袁與公安派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第二章《“性靈”意蘊和性靈說》、第三章《公安派的開啟者與精神導師》、第五章《公安派重要成員研究》等主要探討公安派及其前驅和羽翼的文學批評思想。
《明代文學批評史》 袁震宇、劉明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是王運熙、顧易生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第五分卷,其詩文批評及詞論部分由劉明今執筆,戲曲小說和民歌批評部分由袁震宇執筆,全部書稿均由王運熙、顧易生審定。明代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特色鮮明的一個時期,流派林立,異說紛呈,各種文體的理論批評均有較大進展。在傳統的詩文領域,論文者或宗秦漢,或主唐宋;論詩者或標格調,或取風神。至隆慶、萬歷以后,門派益趨紛繁,公安派、竟陵派等各標新立異,力反舊說,自成一家。在通俗文學領域,論家輩出,論著疊涌,圍繞一些重要的理論、批評問題,彼此駁難,形成了氣氛活躍的爭鳴局面。如戲曲批評中關于《西廂記》《琵琶記》《拜月亭》等名著地位高低的論辯,吳江派和臨川派關于“曲律”與“曲意”的爭議;小說批評中關于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怪小說、世情小說的藝術特征、社會功能和文學價值的不同理解等等,歧見紛出,為眾所矚目。《明代文學批評史》從明代復雜多變的文化背景出發,不但注重各家各派之異,還著力探求各家各派之同。比如七子派之“復古”與公安派之“性靈”,理論上針鋒相對,但分析評論具體作品卻有一致之處。唐宋派與公安派在對七子派的批評態度上頗為接近,思想角度則大不相同。吳江派和臨川派關于“曲律”、“曲意”的分歧極大,但又一致不滿戲曲創作的現狀。《明代文學批評史》還致力于開拓研究領域,如對素被忽視的傳奇小說、小品文、民歌等的批評文字,給予了適量評述;對不大受人注意或被傳統成見排斥于文學批評之外的現象,如明末文社諸子,戲曲小說的評點、刊刻家等,也都加以發掘搜集。在敘述體例和論述方法上,一般按批評家設置章節,但不強求一律,如第十一章《晚明的戲曲批評》中設《明代戲曲批評中的悲劇意識》一節,小說批評則按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和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設節,以明人關于詞與民歌時調的評論為第十三章。這樣處理主要是考慮到文學批評的實際狀況。全書除緒論外共12章,其中詩文批評共5章,戲曲、小說批評共6章,明人關于詞及民歌時調等的評論合為1章。
《謝榛研究》 李慶立著,齊魯書社1993年版。全書由25篇論文組成,按其內容可分四個部分:(1)謝榛生平、行實、著述叢考,(2)謝榛的詩歌理論和美學思想探討,(3)謝榛的詩歌創作研究,(4)謝榛與《金瓶梅》關系辯說。集中探討謝榛的詩歌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論文共8篇,即:《論謝榛“以盛唐為法”》《再論謝榛“以盛唐為法”》《又添一家·點化之妙·臨字之法——謝榛的繼承與創新觀散點透視》《謝榛的“情景交融”說》《謝榛的“禪悟”說》《“予則曳裾躡,由乎中正”——謝榛美學思想探索之一》《天然與渾然,無適而不可——謝榛美學思想探索之二》《謝榛的詩歌批評論》。在《謝榛詩集校注·后記》中,著者曾經說過:“在群星燦爛的古代作家群中,我之所以特別鐘情于謝榛,除了自幼酷愛詩詞,又與謝榛同鄉,偶有一些歪詩在報刊上發表后,就想入非非,妄圖步武前賢外,更主要的是深感學術界對明代詩歌創作和理論的忽視和偏見(似乎受著格調論者‘格以代降’的左右),想以自己熟稔的謝榛……為突破口,打開長期被遺忘而封閉、荒蕪的園地。”著者探討謝榛詩歌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意圖和基調由此可見。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廖可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全書除引言和結語外,正文共10章,即:《明代文學復古運動誕生的宏觀歷史背景: 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審美特征的發展變遷》《復古運動的濫觴——茶陵派》《復古運動第一次高潮興起的歷史條件及發展過程》《前七子的文學理論》《復古運動第一次高潮的詩文創作》《復古運動第二次高潮興起的歷史條件及發展過程》《后七子的文學理論》《復古運動第二次高潮的詩文創作》《復古運動第三次高潮興起的歷史條件》《復古運動第三次高潮的文學理論與詩文創作》。作者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同樣是復古,唐初陳子昂倡導的詩文復古運動,中唐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北宋梅堯臣、歐陽修等倡導的詩文復古運動,都得到了后人的充分研究和高度評價,何以明代復古運動一直遭到冷落,或者說聲譽不佳?他認為原因在于:一、有清一代對明代復古派的了解限于“最簡略的口號和遺聞軼事,而它們也根據人們的興趣和想象逐漸變形,距事實的本來面目越來越遠”; 二、“20世紀前半葉,傳統文化受到嚴厲批判,以‘復古’為宗旨的明代復古派理所當然地再一次被唾棄。由攻擊復古派而登上文壇的公安派受到人們的青睞,它對復古派的種種嘲笑和指責,遂被奉為不刊之論”;三、“近幾十年來,人們更是無暇去翻閱復古派作家們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只能沿襲成說,并根據新的理論模式,想當然地給它加以‘形式主義’、‘復古倒退’等名號”(第2—3頁)。廖可斌刮垢磨光,為恢復歷史的真實情形作了較多工作。其基本的研究程序是:首先“像考古學家一樣,對復古派做一些清理復原工作,對它的真實面目做出比較全面、準確的描述”。然后“力求站在宏觀的高度,將明代復古運動放到明代文學思潮以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思潮發展史的廣闊背景中進行考察。同時,通過對它的解剖,把握明代文學思潮的脈絡,并為觀照整個中國古代文學思潮發展史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也就是說,以歷史復原為起點,以邏輯建構為目的。在宏觀中審視微觀,從微觀中透視宏觀”。作者努力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預期目標。
《明代詩文的演變》 陳書錄著,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除序論和結束語外,全書分《軌跡篇》《特征篇》《動因篇》三大部分。其中,《軌跡篇》共6章:《“草昧之際崇儒紳”——明初各派匯合成崇儒復雅的主流》《儒雅品位的沉降與審美意識的回升——從臺閣體到茶陵派、吳中派演變的軌跡》《“復臻古雅”與“宗漢崇唐”的文化心態——前七子在“格”與“情”之間艱難的審美探究》《“言適與道稱”和“直據胸臆”的合一——唐宋派在轉向“王學”中標舉“法出乎自然”的審美標準》《“變俗為雅”與“宗漢崇唐”的文化心態——后七子在“雅”與“俗”之間艱難的審美探究》《俗文化與啟蒙思潮的相互滲透——公安派及其先驅俗美學的轉變》;《特征篇》共4章:《理性的衰減與格調、情感的偏勝》《群體的自守與群體的自省》《意象的批評與意象的創造》《審美觀照中的超悟與審美創造中的禪趣》;《動因篇》共4章:《民族文化心態的復歸與重塑》《哲學上實踐意識的強化與滲透》《朝廷的政策導向與文士的價值取向》《區域文化與詩文主流的嬗變》。1981年,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中指出:“從理論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用兩條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前者是今人所著重從事的,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理論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則是古人所著重從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明代詩文的演變》是著者師從程千帆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時撰寫的學位論文,其宗旨是兩條腿走路,既研究明代的文學理論,也研究明代文學的理論,在對明代詩文創作與理論批評的交叉研究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推動研究工作的深入。
《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 左東嶺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書系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后曾獲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區十八家出版社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獎、北京市第五屆哲學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9年首屆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左東嶺另著有《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一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該書主要研究陽明心學與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態的關系,部分章節涉及明代的詩文批評,如第三章第五節《唐順之的心學思想與文學思想》,第四章第二節《從本色論到童心說——明代性靈文學思想的演變(一)》、第三節《馮夢龍的人格特征與其情教說》、第四節《從良知到性靈——明代性靈文學思想的演變(二)》等。
《明詩話全編》 吳文治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全書共10冊,七百六十余萬字。收錄內容包括兩個部分:傳統意義上的詩話和此書編輯時輯出的明代人論詩之語。明人所著的傳統意義上的詩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42種,《中國叢書綜錄》著錄58種,而本書收錄了一百二十余種,約占全書四分之一。本書的四分之三、約六百余萬字的內容是從詩文集、隨筆、史書和類書等文獻中輯出的論詩之語。計明代詩話722家,以人立目,按作者生年順序編排。一百余家原本有詩話專著傳世者,首先收錄其單獨成書的詩話。除遴選善本加以校點外,正文保持原貌,不作刪節。原著之后,另附散見的論詩資料。六百余家原無詩話輯本傳世者,直接輯出論詩資料,以詩歌理論、詩歌創作評述、詩歌方法研討等為主,有關詩人逸事和思想的研討、重要詩篇的考辨、重要字義的疏證等,也酌予收錄。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詩論的風貌,均系白文,只在必要的地方作一些校注。入編詩話,盡可能采用現存最好的版本,并一一注明版本名稱;輯錄部分逐條注明出處,包括書名、卷數、篇名,以便于讀者核查。詩話作者均有小傳,介紹其年里字號、主要經歷、著作,并對入編詩話略作說明。前言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明代詩話發展情況,提供了明代詩歌理論發展的大致線索。
《明代詩學》 陳文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書除《緒論》和《結束語》外,正文共5章,第一章《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第二章《詩體之辨:從體裁到風格》、第三章《信心與信古》、第四章《“清物”論的生成及其在明代的展開》、第五章《從格調到神韻》。明代詩壇流派紛呈,論爭迭起,主張紛繁。《明代詩學》理紛解結,從中梳理出詩“貴情思而輕事實”、本色論、“清物”論、格調說、神韻說等詩學范疇,窮源溯流,深入辨析,從中發掘其美學價值。這是《明代詩學》的顯著特色。在辨析中比較流派和詩論家的異同,將詩歌創作與理論批評相互印證,借鑒外國文學理論,力求中西貫通,相互映發,也是《明代詩學》值得注意之處。關于該書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內容,參見《明代文學批評概述》第一節《明代的詩歌批評》。著者另有 《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其中部分章節涉及明代的詩文批評。
《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 周群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全書共12章,包括:《概論》《理學到心學的嬗變:晚明文學思潮的醞釀及其學術根源》《學宗王門、兼取佛學: 徐渭的文學“本色論”及文學思潮的興起》《出入三教、高揚個性:李贄的文化心態與“童心說”、“化工說”》《融通儒佛、以儒為本:焦竑亦靈亦實的文論》《“可上人之雄”、“李百泉之杰”:湯顯祖的“尚情論”及革新派的創作高標——“臨川四夢”》《論學宗儒、論文尚本:公安派先驅袁宗道重“學”平允的文論》《錯綜三教、出入禪凈:公安派主將袁宏道的“性靈說”與晚明文學思潮的高漲》《學祧泰州、兼習佛禪:公安派羽翼陶望齡的“偏至說”與“內外論”》《“中行”與禪悟:公安派殿軍袁中道繼踵哲昆、力矯其偏的文論》《靜觀默照與深幽孤峭:竟陵派對“性靈說”的承嗣與新變》《儒學與“情教說”:馮夢龍的通俗文學觀及晚明文學思潮的消退》。此書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學與哲學等學術思想相結合,文學理論批評與文學創作相結合,文人性格與審美情趣相結合;在研究內容上根據文學批評家的文學思想特質第一、時間界限第二的原則將晚明文學思潮的興衰及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李夢陽、唐順之、王世懋、屠隆等人的文學思想為標志的革新思潮的醞釀期,以徐渭、李贄、焦竑、湯顯祖、袁宗道、袁宏道、陶望齡等人的文學思想為標志的革新思潮的高漲期,以袁中道、鐘惺、譚元春、馮夢龍等人的文學思想為標志的革新思潮的修正期; 提出了一些新見解,如認為儒釋道名曰三教,但影響于文學,尤其是文學思想的,主要是其學術思想而非宗教踐履;影響于晚明文學思潮的儒學,是以左派王學為主而帶有“異端”的色彩,佛教以禪、凈二宗為主,而道家及受道家影響的魏晉名士風流比道教的影響更大,等等。
《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 黃卓越者,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全書共6章:《明代的臺閣體及其早期思想基礎的形成》《臺閣模式的衰降與七子派的興起》《明弘治間審美主義傾向之流布》《前七子復古主義觀考辨》《正嘉間山人文學及社會旨趣的變遷》《前七子后期思想轉換與理學思潮》。該書對明初以來居于主導地位達百年之久的臺閣文學作了全面、認真的研究,清理了它與當時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它的興盛與衰降的機制等; 對明前期文學向明中期前后七子文學的過渡從五個方面作了揭示,使這段歷史獲得了較為清晰的展示;將前七子的文學活動置于整個中晚期文化結構及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指出了它所包含的對整個文化下移的積極呼應,及以審美主義的方式介入文化重建之目標等意義特征,確立了這一文學流派的歷史地位。作者在學術理念上提出了“文化境域”的觀點,強調以“觀念史”研究代替“概念史”研究,該書可以說是這種理論指導下的一次具體實踐。作者另有《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一書,該書系統地梳理了晚明文學與當時心學及佛學之間千絲萬縷的、復雜而深刻的關聯,發掘出了晚明文學思潮演進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史根源,為對晚明文學及其進程的認識提供了一個新的認知平臺;對晚明文學演進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心源說、童心說、性靈說、自適說、主情說、無法說等,將之置于特定的思想史語境中作了辨析,提出了新的見解。
《中國小說美學》 葉朗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全書共8章,第二章《古典小說美學的先驅——李贄、葉晝、馮夢龍》和第三章《金圣嘆的小說美學:評點<水滸傳>》集中討論明代的小說美學。第二章共6節,第三章共30節,分別闡釋了小說的永恒生命力的源泉、小說的真實性要求、塑造典型性格的早期理論、小說的通俗化要求、小說與歷史著作的區別、藝術創作中的靈感、典型性格與小說的凈化、升華作用、典型性格是獨特的個性、人物肖像和動作的性格化、人物語言與人物性格的統一性、同一性格通過不同形式表現、不同性格的對比和襯托、寫英雄人物不能神化、人物與環境不能脫節、塑造典型性格的認識論、情節與性格的辯證法、情節要適應讀者的美感心理、情節的連續與中斷、壯美與優美的轉換、情節的傳奇性與現實性、情節的多層含義、敘事觀點的變化、小說語言的準確性、小說語言的表現力、小說語言的容量、小說語言的喜劇性、小說語言的形式美等命題。本書是一部填補空白之作,雖打磨不夠精細,但其開創之功值得肯定。
《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 王先霈、周偉民著,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全書除緒論外,正文共14章,前四章探討明代的小說理論批評,《小說觀念的突進——洪武至萬歷期間的小說理論(1368—1620)》《思想家的小說理論——李贄》《市民要求和統治階級意識的混雜——泰昌至崇禎期間的小說理論(1621—1644)》《小說理論的體系化——金圣嘆》。明代小說理論批評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的新階段,它是宋元以前小說理論批評的繼續。小說理論至明代,逐步繁榮和成熟。本書評述明清小說理論批評的基本情況,討論其發展中的若干規律性問題。其材料來源主要有:小說和小說集的序跋、小說評點、筆記雜著中談論小說的部分、小說、目錄學著述、史論、詩文。在陳中凡、郭紹虞、朱東潤、方孝岳、羅根澤、黃海章、劉大杰等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中,小說理論基本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本書以洋洋六十萬字左右的篇幅,系統闡釋明清小說理論批評,頗費了一番苦心。在對明代小說理論批評的考察中,金圣嘆是一個重點,《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亦然。在該書之后,陳果安著《金圣嘆小說理論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集中探討金圣嘆的小說理論,涉及金圣嘆對《水滸》的評改、金圣嘆的小說理論體系、金圣嘆的小說觀、金圣嘆的性格說、金圣嘆論次要人物的塑造、金圣嘆的情節理論、金圣嘆的閑筆論、金圣嘆論環境描寫、金圣嘆的藝術想象等多個層面,已大體構成一個小說理論體系。又,林崗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亦多處涉及金圣嘆的小說理論。
《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 劉良明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全書除緒論外,共4編18章。第一編《小說理論批評的萌芽時期》,第二編《小說理論批評的生發時期——唐、宋、元》,第三編《小說理論批評的成熟時期——明代》,第四編《小說理論批評的拓展時期——清代前中期》。第三編專論明代,共7章:第六章《明代前期的文言小說理論》,第七章 《明代的歷史小說理論批評》,第八章《明代的神怪小說理論批評》,第九章《李贄、葉晝的小說評點》,第十章《胡應麟的小說理論批評》,第十一章《馮夢龍、凌濛初等人的小說理論》,第十二章《明代小說理論批評的高峰——金圣嘆的<水滸傳>評點》。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把小說理論與小說作品結合起來考察,把前后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聯系起來考察,把古代小說理論與現、當代的小說理論對照起來考察;兼及哲學思想對當時小說理論的影響,小說理論與當時詩文理論及其他門類文學、藝術理論的關系。在對相關序跋、評點、筆記、題詠的梳理、考察中,揭示出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的民族特色:并不偏執于“表現”或“再現”之一端,貶低另一端,而是主張將二者統一起來。“表現”是創作小說的動機與目的;“再現”則是貫穿于整個小說創作過程的方法與手段,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作者的闡述以細致、穩妥為特點,用力甚勤。由于條件的限制,未能涉及明代的《金瓶梅》批評。與該書出版時間相近的同類著作還有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方著除緒論和結束語外,共四編,第二編《小說批評的形成時期》專論明代,分四章闡釋了四個問題:“小說觀的形成”、“小說傳道的倡導”、“虛實理論的探討”、“寫實理論的崛起”。作者認為:“明代章回體小說的崛起,使一些進步的文學家、理論家極為關注。他們突破傳統文學觀念,竭力抬高小說的文學地位,強調必須重視小說。這一方面推動了小說創作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促進了小說批評的實踐,促進了小說批評隊伍的形成。小說批評開始從一般的文學評論中分出來,逐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門類。獨立的批評對象、具體的研究內容、明確的批評范圍、獨特的批評形式,這一些都說明了中國小說批評這一理論學科開始形成。”這一論斷大體是中肯的。陳著從小說概念初生,寫到現代小說理論形成之前,總結了我國小說理論的方方面面。明代部分是該書的重點之一,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李卓吾的“童心說”,過去一般的看法是屬于主觀唯心論范疇,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思想感情等,本書改換視角,從李氏對“童心”的界定、“童心”支配創作的方式、“童心”在社會生活中的失落等方面,指出此說中包含有文學創作的心理動力分析內容;再如金圣嘆的“影燈漏月”說,本書結合金氏對《水滸傳》的刪削潤飾,指出這是對小說敘事觀點的自覺性論述,其理論實質是肯定、提倡局限性敘事觀點;對署名林瀚的《隋唐兩朝志傳序》真偽的辨析等,都頗見功力。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王利器輯錄,原書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經輯錄者增訂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增訂本。此書從歷代官書、地方志、個人文集、筆記等大量文獻中,輯錄有關禁毀小說戲曲的史料,包括禁毀圖書及有關戲曲演出的禁令等。共三編,第一編《中央法令》,輯錄元明清三代中央政權發布的律令共一百三十余條。于每代之下,先列刑典律例中有關條文,然后依禁毀事件發生年月排列,分朝標目,條理清晰。第二編《地方法令》,分明清兩代輯錄地方政權發布的律令。不分朝標目,按照禁毀事件發生先后及禁毀主持者歷官先后排列。第三編《社會輿論》,輯錄社會上有關禁毀小說戲曲的輿論。此編占全書大半篇幅,按內容分為官箴、家訓、清規、學則、鄉約、會章、輿論、因果報應八類。此編分類標準不夠統一,材料排列上“說一事而撰寫人的時代先后相次者,則并列于一個小題之下”,頭緒難以理清,不便檢索。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前人曾作過零星的搜集工作,如俞正燮《癸巳類稿》、魯迅《小說舊聞鈔》等,但畢竟未能大規模地清理相關史料。輯錄者廣泛搜求,從不少稀見的或易為人忽視的文獻(如清紹興師爺傳鈔秘本《示諭集錄》)中輯錄出不少材料,匯為一書,給深入研究帶來方便。這些禁毀資料,既提供了中國戲曲小說發展史的一個側影,也透露出當時小說戲曲創作流傳的一些情況。若干因被禁毀而不傳的小說戲曲,也借此保留了一些資料。本書前言論及元明清三代統治者在禁毀小說戲曲之外觀閱演劇小說的情形,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戲劇理論史稿》 余秋雨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這是一部不受地域限制、通述世界戲劇理論發展的專著。內容兼及東西方,而偏重于西方,全書14章,其中論述東方印度、日本戲劇各一章,論述中國戲劇理論發展有兩章(《中國明代的戲劇理論》及《李漁》),另在十三、十四兩章中各有一節,介紹王國維、梅蘭芳對中國戲曲的論述。東西方戲劇理論,按時間順序統一排列。全書六十余萬字,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世界戲劇理論的發展歷史,提供了比較豐富的理論資料。
《中國古代編劇理論初探》 陳衍編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書為中國寫作學會組織編寫的 “中國寫作研究叢書”之一,并非單純的中國古代戲曲編劇理論史著作,而含有總結古人的編劇觀點和方法“供今日戲曲創作借鑒之用”的成分。全書據此安排體系與內容,分為12章(原書僅標序號)。第一章,論中國古代戲曲劇本的體制特點;第二章,概述古代戲曲論著發展情況;第三至第六章,分別論戲曲的虛與實、戲曲的社會功能、戲曲與觀眾、創新與窠臼;第七至第十二章分別論述關目與結構、人物塑造、情景描寫、曲詞與音律、賓白寫作、科諢穿插。此書以1959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有關古典戲曲編劇理論為基礎,書中引文多出此書。
《曲論探勝》 齊森華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全書按照時代順序,選擇了《錄鬼簿》《南詞敘錄》《曲律》《鸞嘯小品》《遠山堂曲品劇品》《金批第六才子書》《閑情偶記》《花部農譚》《藤花亭曲話》《宋元戲曲考》等10種既有較高學術價值,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戲曲論著,從各個不同的理論側面進行分析與介紹,為中國曲論的發展勾勒出一個粗略的輪廓。所選10種,或側重于戲曲史或史料,或偏重于編劇理論,或偏重于表演理論,著述體例也有不同,綜合起來,大致反映了中國古代曲論的范圍和表達方式。其中將明人潘之恒《鸞嘯小品》一書,作為古代曲論中有關表演理論的專著加以介紹,在同類著述中較為少見。作者后記稱此書意在“探勝”,故未將論述重點放在對這些著作的全面評價上,而采用披沙揀金的方法,將其中有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的精華部分,介紹給讀者。書后選錄《鸞嘯小品》《<第六才子書>批語》作為附錄,補《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之缺,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中國戲劇學史稿》 葉長海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戲劇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的獨立和體系化是從本世紀初開始的。該書以“戲劇學”為觀察視野,包容了中國古代的戲劇理論、批評、技法學、史料學等諸種領域,構成了中國古代戲劇理論研究較為完整的格局。
《中國古典劇論概要》蔡鐘翔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正文分為6章。第一章是中國古典劇論的功能論,梳理了教化說、娛樂說、主情說三種觀點的發展線索;第二章題材論,評述古典劇論在愛情、神怪、歷史、諷刺四種題材上的有關觀點;第三章情節論,歸納古典劇論家從“奇與新”、“虛與實”、“情與幻”幾個角度對情節的論述; 第四章結構論,介紹古典劇論關于立主腦、減頭緒、密針線及在格局問題上的觀點;第五章人物論,論述古典劇論在人物塑造的原理,人物與情節、結構、語言的關系,人物塑造的藝術手法等問題上的看法;第六章語言論,總結古典劇論在曲文、賓白方面的看法,并評及與此相關的明代曲家的兩場論爭。本書所評述的主要是古典的編劇理論,所列專題,主要是古代曲論家關注較多的問題,尚有一些重要的內容未能涉及。
《論中國戲劇批評》 夏寫時著,齊魯書社1988年版。本書收論文22篇,按內容分為中國戲劇評論之背景、中國戲劇批評的產生、明萬歷戲劇評論研究、王驥德與李漁、觀念的變化與理論的更新五部分。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 蔡毅輯,齊魯書社1989年版。此書輯錄有關古代戲曲作品和論著的序跋,以及不以序跋為名,而實與序跋同功的資料,如題詠、弁言、小引、凡例、規約、贈言、總評、本事、問答等等有關劇作的文字。除純系酬酢并無參考意義的題辭略而不選外,概行選入。從時間上說,上自唐代,下迄近代及現代;從搜集范圍來說,不限于大陸,臺灣近年來所出有關戲曲論著序跋,亦盡可能地搜錄。全書共涉及作家五百余人,有關論著139部,戲曲劇目773種,所收序跋二千一百余條,近二百萬言。全書共4冊,分為5編15卷,并《補遺》1卷。甲編《曲論曲律》,收錄戲曲論著、曲韻、曲譜、曲目等著作的序跋。乙編《曲選》,收錄古代戲曲總集、選集的序跋。丙編至戊編,分別收錄單行的戲文、雜劇、傳奇作品的序跋。書末附《作家名號索引》《作品名目索引》,頗便使用。甲編的編排體例,似有不當之處。與《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性質相同的書還有吳毓華輯《中國古典戲曲序跋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版。
《中國古典戲曲理論史》 譚帆、陸煒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本書在研究和表述上采用宏觀把握的方法,對研究對象個體作理論層面上“類”的劃分,并以理論思想的發展為中軸線,梳理理論思想的演進邏輯、思想體系和理論精神。全書共六章。第一章,以中國戲劇與戲劇理論的關系為中心線索,探討中國戲劇史、戲劇形態對于戲劇理論形態、面貌的影響,為古典戲劇理論勾畫一個輪廓。第二章是全書的核心部分,論述中國古典戲劇理論的宏觀系統。依據各時期戲劇理論的外在格局和框架,將其發展劃分為唐宋時期、元至明代中葉時期、明代中葉至清代三個時期。并以古代戲劇理論中戲劇觀念的發展為中心,將古典戲劇理論歸納為三個體系:以曲為戲劇中心的曲學體系、視戲劇為綜合藝術的劇學體系、以戲劇故事為本體的敘事理論體系。作者將中國古典戲劇理論體系歸并為三大分支:曲學、敘事理論和搬演理論。第三、四、五三章即以這三大分支為中心,探索中國古典戲劇理論的思想體系、理論特色和價值功能。最后一章探討中國古典戲劇理論的審美理想,以期揭示古典戲劇理論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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