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文獻·有關先秦兩漢文學的新出土文書·文學類出土文書

1.《唐勒》賦殘篇

于1972年與《孫子兵法》等書同時出土于銀雀山漢墓。經整理，約二百三十字，篇題即作“唐勒”。賦文殘缺嚴重，其中意思比較完整的句子約七八支簡，其余或四五字，或二三字，互不連貫。較長的句子如下：

唐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陳曰：人謂造父，登車攬轡，馬協斂整齊調均，不摯步趨……

馬心愈也而安勞，輕車樂進，騁若飛龍，免若歸風，反騶逆騶，夜走夕日，而入日……

月行而日動，星躍而玄運，子神奔而鬼走，進退屈伸，莫見其□埃均……

《唐勒》賦的發現，對于研究先秦文學有重要意義。唐勒是屈原之后的著名楚辭作者。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除此之外，再未見關于他的任何資料。從《唐勒》賦殘篇推測，其內容似乎是以造父御馬為喻，談論君主治國之術。殘句中有“君麗義民”、“實大虛通道”、“去銜轡，撤……”“今之人則不然”、“競久疾數”、“覆不反”等字樣，是要求統治者御民以道，不要逼迫太緊，否則就會翻車。這種比喻和類似的思想，在屈原和孟子、荀子等人的著作中常可以見到。《唐勒》賦加以鋪張形容，寓說理于形象之中，確實兼有“從容辭令”的特點。從文學的角度看此賦，其結構形式是“客主以首引”，再轉入正文以陳事;其寫作方式是陳述其事而言務纖密，描摹事物而鋪采摛文;其語言特征是韻散相間，但多用參差錯落的散體文字，而整飭駢儷的韻文也不少。總的來說，與宋玉賦作相類，但較之更加散文化，而文情不如宋賦充沛，文勢不如宋賦奔放，文采不如宋賦華美，藝術成就顯然不能與宋賦相比。從文體看，《唐勒》賦是一篇典型的散體文賦，清楚地反映了宋玉賦的真實性。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風賦》有某些相近之處，可證明宋玉賦不偽。唐勒賦與宋玉賦皆以二客對話于襄王之前為基本線索而展開辯論，以散句為主，也雜以韻語，而不像荀卿賦那樣以四言為主，也不同于屈原賦那樣多用“兮”字為句尾。這表明，在戰國末期賦體尚未定型，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漢初以枚乘《七發》為代表的賦體，似乎主要承接宋玉、唐勒而來，而屈原賦之余緒則發展為抒情為主的騷體賦，荀卿賦則發展為以形容描述為主的詠物賦。

銀雀山漢墓墓主是漢武帝初期一位初級軍官，因職業關系，故有大量兵書隨葬。同時竟又附有辭賦，可見當時武人也喜歡文學，足證文事之盛。此外，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中，也發現有《離騷》殘句4字，《涉江》殘句5字，以及不明作者的辭賦殘句若干字。該墓主為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卒于漢文帝十五年(前165)，說明漢初貴族愛好辭賦早在建國后不久就開始了，而到了漢武帝時終于形成高潮，那絕不是偶然的。

2.《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

久為學術界關注的《戰國楚竹書》終于在2001年年底出版了，經整理，這批戰國楚竹書共有簡數一千二百余支，計達三萬五千余字，其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為楚國貴族遷郢都以前的隨葬品，先于秦火。這批竹書中，竟有關于先秦文學、音樂的經典《詩經》的新材料。整理者定名為《孔子詩論》。

眾所周知，今本《詩經》以《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為序，而竹書《孔子詩論》中的順序卻與此相反，其序與今本詩大序的論次也不同。由此可知，今本《詩經》雅、頌部分的編排，經過后人改動。而且據學者研究，也可以從中窺知三百篇的古代編排是以時代為類別的。《詩論》有這樣的文字：“《頌》旁德，多言厚，其樂安而遲，其歌申而引，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后缺)……德也，多言難而怨懟者也，衰也，小矣。”由文字中“旁德”、“盛德”的并舉，可知“多怨懟”是在說《小雅》;又可知從“旁德”到“盛德”以至《小雅》的“多怨懟”，孔子是在沿著時代的前后順序講。《大雅》“盛德”，《小雅》“多怨懟”，很明顯大雅時代在前，小雅時代在后。而今本中，《大雅》有《板》、《蕩》、《瞻印》及《召南》等的“怨懟”之作，明顯與孔子“盛德”的概括相左。同時《小雅》中又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及《大田》等“盛德”之篇，又明顯與“衰也小矣”判斷不符。此外，確為周宣王朝的《江漢》、《常武》也被放到《大雅》中。孔子曾使“雅頌各得其所”，而“旁德”、“盛德”及“怨懟”的并舉，似乎道出了“各得其所”的含義為何。究竟何時、何人、何種原因把孔子的定本弄成現在這樣子，是值得研究的。

由《詩論》還可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孔子讀《詩》、說《詩》的方式和態度。《詩論》與《論語》所記孔子言詩重“禮”、重德性修養一致。但孔子論《詩》又不僅限于此：如論《葛覃》《木瓜》，深味于詩篇所展示的民性民情，恐怕就不是一個“禮”字所包括得了的。而像對《宛丘》《猗嗟》等篇的嘆美，更令人仿佛看到了“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癡迷。《詩論》中孔子有不談“美刺”但同樣不談“教化”的傾向，如《關雎》《漢廣》篇，孔子言其“納于禮”，言其“智恒”，卻絕無《毛詩序》中“后妃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及“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那一套“教化”觀念。有學者認為今本《毛詩序》是東漢經生雜抄三家，附以己意，以應和東漢“名教”要求的東西，其《詩》說在許多方面已去古儒甚遠。對此，《詩論》正可以為證。此外，《論語》等文獻都表明孔子言《詩》重《關雎》，其原由《詩論》也給出了答案。

另外，由《詩論》，不僅可以重新理解某些詩篇，而且對漢代今、古文異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新的評價。《漢廣》如《詩論》所說，是教導人不去追求漢水“游女”的篇章。這對我們今天探尋詩篇作于何種背景之下，對研討周人當時面臨的問題都有啟發。今文家興于漢初，還多少保存了先儒說《詩》的法門。古文家興于兩漢之際，上文提到《毛詩序》有雜抄三家之嫌，其對《漢廣》解釋與孔子之意全悖，就在于它存心去講“教化”，所以在抄時遺棄了不少古說。這似乎也透露出今文向古文遞變的軌跡。今文家是設法印證、強化詩篇內容，為的是“宗經、征圣”;而古文家則干脆把古代詩篇本身當作古人已經受過圣賢教誨后的制品了。

3.阜陽漢簡《詩經》

阜陽漢簡是1977年在發掘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時發現的。根據出土器物、銘文等材料判斷，墓主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漢開國功臣夏侯嬰之子，卒于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因此，該墓出土文物的下限不能晚于這一年。《詩經》殘簡尚存長短不一的簡片一百七十余條。經與今本《毛詩》對照，知有《國風》《小雅》兩種。《國風》中只有《檜風》未見，計有殘詩(有的僅存篇名)65首。《小雅》則僅存《鹿鳴之什》中的四首詩的殘句。

阜陽漢簡《詩經》是現存最早的《詩經》古本。雖然殘簡斷編，破碎得驚人，仍十分珍貴，因為它畢竟展現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我國文化史上最重要、最有價值、可讀性最強的“經書”——《詩經》的早期風貌。《漢書·藝文志》云：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言簡意賅地敘說了《詩經》的源流及其在漢初的傳播。經歷兩千多年漫長的歲月之后，三家《詩》皆以亡佚，流傳下來的只有《毛詩》一家了。《阜詩》的發現，為研究《詩經》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們用《阜詩》與《毛詩》加以對照，可以看見存在著多達百字的異文，這些異文，是研究漢初語言文字的重要素材，又為探求《詩》義別開門徑，極為難得。其異文大致可分為四類：或者是意義相同或相近的異文，或者是意義可能不同的異文，或者是虛詞的異文，或者是今本《毛詩》或《阜詩》的錯字造成的異文。其中以第一類異文為數最多，包括古今字、異體字、假借字等等;而第二類雖為少數，但因可能反映了對整篇或整句詩的不同的理解，非常值得注意。《阜詩》的發現，無疑是我國文學史和古文獻研究的大事。

4.《睡虎地秦簡》

1975年發現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第11號墓，經整理，有10種古佚書，分別為《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種)《日書》(乙種)。出土了1155支竹簡，另有殘片80枚，其中大部分是我國最早的法律文書。最早的可能寫于秦昭襄王后期，最晚的寫作于秦始皇三十年。其中最使文學史研究者感興趣的是《為吏之道》，該書是供學習為吏者使用的教材，后半部分有8首韻文，格式和荀子的《成相》篇完全一樣，有些近于今之漁鼓詞。如：

凡治事，感為固，遏私圖，面局陳棋以為籍，宵人懾心，不敢徒語恐見惡。

凡戾人，表以身，民將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將移乃難親。

操邦柄，慎度量，來者有稽莫敢忘，賢鄙既治，祿位有續孰亂上?

清人及近代學者早就指出，荀子《成相》篇是效仿當時民間歌謠而寫作的政治抒情詩。惜無古代同類作品可證，而《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成相雜辭》11篇早已失傳。《為吏之道》的發現，證實了學者的推測，說明當時類似的民歌形式十分流行。由于韻文便于記誦，故被用來編寫培訓官吏的課本。云夢舊屬楚國，荀子曾為楚相春申君門客，完全有可能接受楚國地方通俗文藝的影響。《為吏之道》的主體部分多用四言的韻語，如：

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寬以治之，有嚴不治。與民有期，安騶而步，毋使民懼……因而征之，將而興之，雖有高山，鼓而乘之。民之既教，上亦毋驕，孰道毋治，發正亂昭。安而行之，使民望之……

這些句式與《老子》《管子》《韓非子》中的韻語相近，可見這是當時文壇風尚所致。《為吏之道》的思想觀點，有的接近法家或道家，也有與儒家典籍《禮記》《說苑》相同的句子，反映了戰國末期諸子百家互相吸收的歷史潮流。此文可能寫于秦昭襄王末年或孝文王、莊襄王時期，這時的文化政策還是兼容并包的。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還有一種法律文書《封診式》，是對案件進行調查、檢驗、審訊等程序的文書程式。其中列舉了不少案例，如殺人、上吊、被盜等，情節皆為虛擬，文字極為通俗、質樸，可能是當時口語，與《為吏之道》多用韻語迥然不同，對研究先秦語體文有一定價值。

5.《神烏賦》

1993年出土于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海縣尹灣村6號墓中的《神烏賦》共計漢簡21枚，文跡汗漫，是出土簡牘中唯一的賦篇。據發掘簡報，尹灣漢墓的墓主，字君兄，在東海郡做過卒吏等職，其下葬時間在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可知其大致生活在西漢后期。

簡而言之，《神烏賦》講述的是一個恃強凌弱的悲劇，贊美的是夫妻生死與共的感情。故事生動感人，而且，寓以很深刻的思想內容。賦題作神烏。烏，俗謂烏鴉，也被冠以“孝鳥”、“吉鳥”等富有倫理色彩的名稱。神烏賦謂烏“其性好仁，反哺于親，行義淑茂，頗得人道”。烏既仁義皆備，實已通乎人道，兼以賦文所敘之事，亦足以“經夫婦，厚人倫”，故烏前冠以神字。

據專家研究，《神烏賦》是今天唯一保持原始面貌的漢代民間俗賦作品，其簡文的出土，不僅對重新審視漢賦提供了珍貴的信息，而且對整個賦文學的研究也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就今存漢賦來看，如《神烏賦》這樣熔敘事、詠物、抒情、說理為一爐，且兼有寓言性質的故事賦，是絕無僅有的。漢人詠物之作，多以人觀物，以理附物，物與人始終處于異己的狀態。究其本質，物僅有作者情志的比喻或象征意義，而非賦文的主體。《神烏賦》則不同，物被作為描述的對象，儼然是主人公的角色。在以作者的主觀筆調敷衍為楔子之后，賦文很快進入了主題。神烏作為客觀的角色，開始了它們的生命歷程。情節的發展、跌宕、結局，角色的行為、聲口、神情，語言的個性化與細節描繪的生動性，無不使該賦成為典型的、成功的敘事之作。

再者，《神烏賦》中大量存有通假字和異體字，是其又一大特色。當時已有官方的規范，為什么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蓋因國家之大、方言之多，文字與口語相比數量之懸殊，以及下層官吏和民間文化水準之不平衡使然。《神烏賦》中大量的通假字、異體字的存在也標示了其俗文學的特征。從口誦文學到文字記錄，常常使得同字異形現象極為普遍。不歌而誦的賦文學傳播方式，也使得賦的文字記錄必然留下其印記。《神烏賦》的出土，說明了當其產生的時代，賦雖已有雅化的趨勢，仍未失其俗文學的一些印記，也證明了當時通假字、異體字的運用十分普遍，更說明了我們今天所見漢賦，有可能經過人為的規范，未必都是其原始面貌。

第三，《神烏賦》的語言雅俗相宜，洗盡漢大賦的華麗。這當然與其產生的環境和作者的文學熏陶有關。其敘事風格淺白流暢、緊湊自然，描繪生動傳神、要而不繁，對話神情畢現、引人入勝。還有，用典渾然無跡，深入淺出。可謂俗不傷雅，這也正是文人借鑒俗文學的一大特色。

此外，《神烏賦》的出土，還可以證明賦文學在以棄俗趨雅為其發展方向的同時，俗賦和亦雅亦俗之賦依然存在，不絕如縷。《神烏賦》正是賦的這條發展之鏈上極為重要的一環。

6.其他新見之先秦韻文

還有一些先秦佚書，內容與文學相距頗遠，但文句整齊，語言有韻，與先秦辭賦似有一定的關系。如長沙馬王堆帛書中的《相馬經》，共5500字，前半段多用四言韻語，形容描寫馬的鼻目眉睫和骨相體態，像是歌訣或賦體。后半段用散句對前半段文句逐句逐段進行解釋，體例有如《管子》的《心術》《白心》。據學者研究，該書是戰國末楚人所作，屬科技專著，不少專用術語很難懂，但居然采用韻語來表達，可見當時風氣之盛。

馬王堆三號墓有一批醫書，其中《十問》假托10位古代帝王與醫家問對，談論養生、服食、呼吸、吐納之術。以四言為主，間以雜言。全書10章，每章皆用韻，文筆優美流暢，與《相馬經》之艱澀古奧又不相類。還有兩種醫書《合陰陽》《天下至道談》，都是講房中術的，皆有大量韻語，或四言，或五言。據研究，這批醫書大致寫于戰國末，似為楚人所作，與《楚辭》當不無關系。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中，發現了亡佚多年的秦代字書《蒼頡篇》，有540字，均以四字為句，二句一韻，60字為一章，每章一韻到底，最后三句用一韻。少數也有一句一韻的，不入韻的字有時使用韻部相近的字，以求和諧，且便記誦。有些句子依現代語音讀仍是押韻的，內容也好懂。另一些句子則采用先秦古韻。先秦四言韻文，在甲骨文、商及西周初期金文中皆少見，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中漸多。《詩經》以四言為主，楚辭《天問》全是四言句。戰國中期以后，散文中用四言韻語越來越普遍，秦石鼓文、秦末刻石亦皆四言。到了漢代，便正式形成以四言為主的辭賦體。其間發展軌跡，是很值得從考古發現的文物來加以探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