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元代詩歌·元代中期的詩歌創作

從世祖后期，統一天下的征伐早已結束，士大夫中的離心傾向便漸至淡化了。再往下是成宗、武宗、仁宗統治時期，社會趨于安定，經濟得以發展，這段時間可為元代的中期。人們也把大德、延祐這個時期目為“盛世”。這當然是相對而言的。經過元代前期詩壇的醞釀準備，到大德、延祐時期，元代詩歌的發展出現了高峰。元代的重要詩人，大都集中于這個時期。趙孟��、袁桷、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等，都是蜚聲詩史、成就燦然的詩人。他們的創作形成了多聲部的合唱，但又共同體現了元詩的“主旋律”，而區別于唐宋詩。在詩史上自成風貌的元詩，這時已經成熟了。這個階段，也可以稱為詩史上的“盛元”時期，或者可稱為“延祐之盛”。

“延祐之盛”所體現出的元詩特征是什么?或者說，元詩最有代表性的審美傾向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雅正”。“雅正”，一方面指詩歌內涵上的“治世之音”，另一方面指詩歌風格的雍容平正，無乖戾之氣。歐陽玄論述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時說：“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于雅正，詩丕變而近于古，江西之士之京師者，其詩亦棄其舊習焉。”(《圭齋文集》卷八《羅舜美詩集序》)“雅正”就其時代的意義而言，在很大成分上是他們抽去了詩的“風雅”傳統中的“美刺”的諷喻特質，而只以詩為“治世之音”。元代著名詩人戴叔能說：“我朝自天歷以來，學士大夫以文章擅名海內者，有蜀郡虞公、金華柳公、黃公。一時作者，涵醇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學者宗之，并稱虞、楊、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引自顧嗣立編《元詩選·庚集》)頗能說明元代中期詩歌的特點。

這個時期的詩人，名家輩出，稍前者有趙孟��、袁桷;其盛者，有“元四家”——虞、楊、范、揭，以及柳貫、黃溍等。比起遼金詩壇，別是一番壯觀氣象。

在元代中期詩壇上，較早地體現“元音”的詩人是趙孟��、袁桷等詩人。趙孟��(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湖州(今屬浙江)人。是宋朝皇族的宗室后裔。先祖即秦王趙德芳。宋亡，家居湖州，后受程鉅夫推薦，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賞識，授兵部郎中，延祐中，累拜翰林學士承旨，至治初年卒。趙孟��在文化史上有相當高的地位與成就。是著名的書法家、畫家，在書畫史上堪稱一流的巨匠。而作為詩人，在元代詩史上的地位也是顯赫的。趙孟��的詩之所以受到論者推崇，主要是因其“始倡元音”。前人多推其為延祐詩壇上首領風騷的人物。顧嗣立評松雪詩說：“中統、至元而后，時際承平，盡洗宋金余習，則松雪為之倡。”“趙子昂以宋王孫入仕，風流儒雅，冠絕一時，鄧善之、袁伯長輩從而和之，而詩學為之一變。 ”(《元詩選·丙集·松雪齋集》)認為趙孟��在元詩從前期到鼎盛時期的轉變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松雪詩中表現出詩人難以排遣的思想矛盾：元蒙皇帝待他不薄，他很感激這種知遇之恩，同時又深受節操意識的自譴。宋朝遺民對他側目而視，使他受到的刺激是很深的。松雪詩中時時表現出詩人痛苦矛盾的心態，如《罪出》《禱雨龍澗山》等詩。

人們對松雪詩的藝術成就評價很高，是由于前期詩壇多是由宋入元和由金入元的詩人，更多地帶著宋詩和金詩的痕跡余風，而趙孟��雖然也是由宋人元的，但卻一反時風，直接上承魏晉南北朝詩人的清麗高古，又融之以唐詩的圓融流暢，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開啟了延祐詩風。戴表元評其詩云：“古詩沉涵鮑謝，自余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剡源集》卷七《趙子昂詩文集序》)松雪古詩的確有清逸高古之風，如《桐廬道中》詩：“歷歷山水郡，行行襟抱清。兩崖束滄江，扁舟此宵征。臥聞灘聲壯，起見渚煙橫。西風林木凈，落日沙水明。高旻眾星出，東嶺素月生。舟子棹歌發，含詞感人情。人情苦不遠，東山有遺聲。豈不懷燕居，簡書趣期程。優游恐不免，驅馳竟何成，我生悠悠者，何日遂歸耕。”詩中寫桐廬道中的所見所感，景物歷歷，詩人的主體情志映現其間。風格上頗似大小謝及孟浩然的山水詩，在清遠的景物描寫中表現了詩人的情愫。松雪的七律、五律這些近體之作，則是擅長運畫境入詩境，使詩作具有繪畫美。但這種繪畫美并非色彩秾麗，而是水墨畫般的淡遠含蘊。如五律《早春》：“溪上春無賴，清晨坐水亭。草牙隨意綠，柳眼向人青。初日收濃霧，微波亂小星。誰歌采蘋曲?愁絕不堪聽。”如七律《溪上》：“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凈無沙。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風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問田園學種瓜。”等等，都寫得清美自然，別具特色。

袁桷是著名的文論家，也是有成就的詩人。袁桷(1266—1327)，字伯長，慶元路鄞縣(今屬浙江)人。大德初年被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后任翰林待制，集賢直學士，同修國史。袁桷的詩古體氣勢磅礴，意象雄奇，語言也峭健不凡，如《龍門》等作;近體詩則寫得清雅自然，不乏遠致，如《上京雜詠十首》等。

元詩的鼎盛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是“元四家”，即虞集、楊載、范梈和揭傒斯。虞、楊、范、揭是延祐詩風最典型的體現者。清人宋犖論元詩的發展時說：“遺山、靜修導其先，虞、楊、范、揭諸君鳴其盛，鐵崖、云林持其亂，沨沨乎亦各一代之音，詎可闕哉!”視四家為元詩的鼎盛之巔峰。顧嗣立也論及四家在元詩史上的地位，說：“先生(指虞集)與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富州揭曼碩，先后齊名，人稱‘虞、楊、范、揭’，為有元一代之極盛。”(《元詩選·丁集·道園學古錄》)虞、楊、范、揭齊名于一時，論者稱為元詩之極盛，這是因為這四位詩人以及同時的一些詩人如柳貫、歐陽玄等人，以其豐富多彩的詩歌創作造就了元詩的全盛時代。這個時期的詩壇，題材廣泛，體裁多樣，各體皆有許多佳什。同時，他們的作品進一步體現了“雅正”這一個元詩的核心審美范疇。盡管他們各自有著自己的藝術個性，但總的說來，他們的創作在內容上基本是呈現元代中期的承平氣象，在詩中所流露出的心情也是較為平和的，很少有怨憤乖戾的情緒。即使有所感懷，大致也不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規范。而在詩藝上，體式端雅而少有生新奇峭的語言與拗折的句法。這一點與宋詩有相當明顯的區別。元詩宗唐，于此可見一斑。它更接近于唐詩的風神，而不同于宋詩的戛戛獨造，生新拗折。

四家并馳齊名，似乎體貌如一，論者也往往把“虞楊范揭”作為一個概念來談論。誠然，他們有著很多共同的地方，體現著較為一致的審美傾向。明代著名詩論家胡應麟從詩體的角度批評延祐之詩缺乏個性，如談此時期的歌行體詩時說：“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給有余，古澹不足。”(《詩藪·內編》卷六)這是較為中肯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殺了虞、楊、范、揭這幾位詩人的藝術個性。真正有成就的詩人，必然會有獨特的藝術風貌。虞集對于四家詩曾有很妙且又形象的比喻，他說：“先生嘗謂仲弘(楊載)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范梈)如唐臨晉帖，曼碩(揭傒斯)如美女簪花，人或問曰：‘公詩如何?’先生乃曰：‘虞集乃漢廷老吏也。’蓋先生未免自負，而公論以為然。”(《元詩選·丁集·道園學古錄》)這些比喻形容出幾位詩人的獨特藝術風貌，雖然未必盡合，卻也大致見出其差異所在。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又號邵庵，蜀郡人，系宋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孫。大德初年，到京(大都)任國子助教博士，累遷秘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虞集詩文皆負盛名，“一時朝廷之典冊，公卿士大夫碑板咸出其手，粹然成一家之言”(《元詩選·丁集·道園學古錄》)詩文集《道園學古錄》50卷。虞集自謂其詩如“漢廷老吏”，所比擬的意思是什么呢? 主要是指虞集詩深于詩律，謹嚴而渾融。胡應麟闡釋此語云：“漢令法師(同一比喻的不同說法——筆者按)刻而深也。”又轉引他人之語：“虞自擬漢廷老吏，蓋深于律者。”清人陶玉禾的評價實際上對“漢廷老吏”的最為確切的解釋：“道園法度謹嚴，詞章典貴，斂才就范，不屑縱橫，漢廷老吏，故非自負。”(見《元詩選》)可見，這個說法，主要是指虞詩深于詩律，穩健深沉。如七律《挽文丞相》《滕王閣》等，都是這樣的上乘之作。如《挽文山丞相》詩：“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云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他的歌行體詩也寫得雄渾壯闊，如《金人出塞圖》，形象鮮明生動，氣勢雄豪，是歌行體中的名篇。

楊載是延祐時期的著名詩人、詩論家。楊載(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屬福建)人，后徙杭州。他博覽群書，年四十而不仕，后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楊載是元代重要的詩論家，有詩話《詩法家數》。仲弘詩被稱為“百戰健兒”，詩語健勁，富于變化騰挪之勢，雄渾橫放，長于議論。范梈為其詩作序云：“仲弘天稟曠達，氣象宏朗。開口論議，直視千古。每大眾廣集，占紙命筆辭，傲睨橫放，盡意所止。眾方拘拘，己獨坦坦。眾方紆徐，己獨馳駿馬之長坂而無留行，要一代之杰作也。”(《元詩選·丁集·仲弘集》)指出了楊載詩那種脫略束縛、橫放杰出的藝術氣質。楊載的歌行體詩表現這種氣質最為特出。《楊仲弘集》中有歌行體詩數十首，寫得雄杰壯闊，波瀾起伏，讀之使人如入風光奇絕的群山萬壑之中。如一些歌行體題畫詩《題王起宗畫松巖圖》《題華岳江城圖》《題趙千里山水扇面歌》等，都以橫放杰出的風格創造出奇麗高朗的境界，有“咫尺萬里”之勢。如《題王起宗畫松巖圖》云：“云起重巖郁凌亂，長松落落樹直干。若人于此結茅屋，爽氣飄然拂霄漢。艤舟之子何逍遙，從者傴僂攜一瓢。山中無日不閑暇，跋涉相顧凌風飚。始知王宰用意高，使人觀圖鄙吝消。世間未必有此景，涂抹變幻憑秋毫。丹青游戲固足樂，收絕視聽搜冥冥。向來為政殊不惡，乃爾胸中有丘壑。”楊載的近體詩更為明顯地體現著“雅正”的特點，格律圓熟，音聲諧婉，而其表現的意蘊也都是溫雅和順的。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今屬江西)人。家貧早孤，刻苦為文章。36歲時辭家北游，賣卜燕市，后被舉薦為翰林院編修官。范梈是元代中期的著名詩人、詩論家，有《德機集》傳世。關于范梈和揭傒斯在詩史上的地位，歐陽玄曾評論說：“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趨于雅正。于是西江之士，亦各異其舊習焉，蓋以德機與曼碩為之倡也。”(《元詩選·丁集·德機集》)《元詩紀事》載：“大街國中，清江范德機先生獨能以清拔之才，卓異之識，始專師李林，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師也，與伯生虞公，子昂趙公，仲弘楊公，曼碩揭公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詩學丕變。范先生之功為多。”(《元詩紀事》卷一三)關于德機詩的風格，虞集擬之為“唐臨晉帖”，這是不夠確切的。揭傒斯序其集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臨晉帖終未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仿佛耳。”(《揭傒斯全集》卷三)這固然是詩化的夸飾，但也可以看出德機詩的多樣化特征。范德機的詩作，以歌行體詩最為擅名，揭序中稱其“工詩，尤好為歌行”，范集中歌行體詩約占四分之一左右。范氏的歌行豪放超邁，跌蕩縱橫而又流暢自如。如《王氏能遠樓》《題李白郎官湖》等，都能代表德機詩的成就。《王氏能遠樓》詩云：“游莫羨天池鵬，歸莫問遼東鶴。人生萬事須自為，跬步江山即寥廓。請君得酒勿少留，為我痛酌王家能遠之高樓。醉捧勾吳匣中劍，斫斷千秋萬古愁。滄溟朝旭射燕甸，桑枝正搭虛窗面。昆侖池上碧桃花，舞盡東風千萬片。千萬片，落誰家?愿傾海水溢流霞。寄謝尊前望鄉客，底須惆悵惜天涯。”這首詩豪邁高逸，意境頗為高華流美，確有盛唐風采! 胡應麟評之為：“雄渾流麗，步驟中程。”(《詩藪·外編》卷六)把它列為元代歌行的佳作。在律詩方面，德機則更多地心儀杜甫。尤其是五言律詩，很有些近于杜詩五律那種沉郁而凝練的風格。如《京下思歸》等，胡應麟稱其“步趨工部”，便是指這類詩作。范梈的五言古詩也很有名，深邃而清新，如《蒼山感秋》等，頗受時論稱贊。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碩，龍興富州(今江西豐城)人。幼時家貧而讀書刻苦，延祐初年，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至正初年，詔修宋遼金三史，任為總裁官。揭傒斯是元代中期的著名詩人，詩集為《秋宜集》。虞集曾以“三日新婦”，如“美女簪花”來形容揭詩的風貌，這當然是說揭詩清婉流麗，但揭詩并非止于此，而是在清美流暢中有很深的感慨，因此顯得自有深致。“三日新婦”，鮮而麗也。這個雅號自然易于給人以華美清淺的印象。據說揭傒斯對虞集這個評價非常不滿，“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碩拂衣而去，留之不可。后曼碩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幾卒于位”。正因為虞集的評價未能真正道出揭詩的特征，曼碩才如此憤憤不平。《四庫提要》論其詩云：“獨于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韻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紅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這個評價是更為深入一層的。揭詩諸體中，以五言古詩見長。歐陽玄稱他“作詩長于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所謂“古樂府選體”即指其五言古詩。揭氏的五古詩有一種幽淡深邃的境界，如《自盱之臨川曉發》：“扁舟催早發，隔浦遙相語。雨色暗連山，江波亂飛霧。初辭梁安峽，稍見石門樹。杳杳一聲鐘，如朝復如暮。”這里抒寫出一種行旅的意緒，發而為一種“飛霧”似的幽淡境界。而細讀之，又有一種深潛卻又難以言喻的感觸，這類詩作是很多的，也頗能體現其“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觸之微意”的論詩主張。他的五言短古更見特色。所謂“五言短古”一般只有四句，但又并非絕句。詩人在四句之中便創造出一個淡雅幽峭的意境，卻又于其中寄托深意。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飲向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陳衍先生按：“此詩大有寄托”(見《元詩紀事》卷一三)。揭的作品內容較為豐富，詩人往往以其條暢的詩筆來表現下層人民所遭受的災厄困苦。在這一點上，他是突破了“雅正”觀念之束縛的。延祐詩壇，大多數詩人以裝點升平為時尚，雖以盛唐為歸趨，但更多的是詠嘆一些表面的繁榮，而揭傒斯卻能以詩筆直探民生艱窘，確實是難能可貴。這類詩如《漁父》《大饑行》等都是有代表性的。

這一時期的詩人還有黃溍、柳貫、歐陽玄等，他們的詩作風格不盡一致，卻使延祐前后的詩壇顯得更為熱鬧繁富。黃溍(1277—1357)，字晉卿，婺州義烏(今屬浙江)人，世稱金華先生。延祐開科登進士第，至順初，入應奉翰林文字，轉國子博士，不久以秘書少監致仕。至正七年(1347)，起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黃溍是理學中人，與虞集、揭傒斯、柳貫并稱“儒林四杰”。他又是著名的詩人和文章家，詩文集為《日損齋稿》。在延祐詩人諸家中，黃溍詩較為簡古峻潔。黃詩中的近體之作格律整飭，意象不俗。如七律《答友人》等，七絕《宣和畫木石》《青山白云圖》等。黃借詩多有一些紀行之作，得“大小謝”之神氣，清新沖淡，如《曉行湖上》《題華清亭》《湖上即事》《上京道中雜詩》《西峴峰》等篇什。

柳貫是這時期的重要詩人。柳貫(1270—1342)，字道傳，婺州浦江(今屬浙江)人。少從著名理學家金履祥學性理之學，后從方鳳、謝翱等學習詩文。大德四年(1300)出任江山縣教諭，晚年官至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柳貫是理學中人，為人剛直清正。他存詩五百余首，有《待制集》。柳詩簡潔古硬，很有一些江西派的作風。柳詩古體峭健有力，有“盤馬彎弓”之勢，如五古《歲暮雜言二首》其一云：“中年鞍馬間，所歷萬里途。髀肉亦既消，夢驚還一呼。讀史窺古人，恨時不能俱。寧知遠游躅，足躡雙飛鳧。漠北松亭塞，燕南督亢圖。居今采奇跡，未覺吾行迂。歲晚重思之，天高明月孤。”柳貫律詩造語奇峭，也能見出其受江西詩風的沾溉。

歐陽玄(1273—1358)，字原功，號圭齋，祖籍廬陵，遷居潭州瀏陽，與歐陽修同宗。延祐年間，元蒙統治者恢復科舉，他以鄉貢首薦登進士第，后召為國子博士，遷翰林待制。至正初年，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為總裁官，拜翰林學士承旨。有《圭齋集》。歐陽玄的詩多為題畫、贈答之作，風格流暢，頗覺生氣貫注。從其絕句看，更多的是得自于晚唐，而又時有宋代詩人楊萬里“誠齋體”的流轉輕快。

延祐前后這段時間確實是元詩的全盛期，無論在創作實踐還是在詩歌理論上，都呈現出彬彬之盛的局面，最能代表元詩的特征。虞、楊、范、揭四大家，從整體上最能代表元詩的成就，而且，都在詩歌理論上自覺地闡揚“雅正”的審美觀念，形成了廣泛的影響。“四大家”以外的歐陽玄，以其大量的詩文評論倡導這種觀念，其他詩人也都以自己的創作使這個時期的詩壇更為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