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交通·隋唐五代交通與行旅文學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此誠十分精辟之論。他所提到的四類“好詩”中，前三類都是直接記述行旅的，是唐人行旅文學的主要題材，“離別”亦多與行旅有關。唐代之前，雖有紀行作品，但數量少，影響不大，并不能構成一個整體作品系列。到了唐代，卻出現了大量優秀作品。從唐初的李百藥、宋之問、沈佺期到唐末五代的公乘億、羅隱、韋莊，從皇帝、宰相到無名文士、牧豎樵童、民間女子，都有此類作品。韓愈云：“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記述行旅的作品確實是唐人文集中的精華，唐人這方面的名篇佳作特多，存量極大，分布面廣，一般的詩詞文賦中固然是隨處可見，與此同時，紀述行旅還是唐五代筆記文學、傳奇文學中的重要內容，其中有不少這方面的優秀篇章段落。毫無疑問，唐人行旅文學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作品系列，是一個有獨特價值的整體。

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時代特征，研究唐人行旅文學，首先應當注意唐人行旅的政治、文化背景。實際上，唐代“政治格局——城市布局——交通網絡——文化傳輸”四者之間具有密切聯系，前者往往決定后者，后者往往也對前者發生反作用，這是唐代交通與文學發生聯系的基本前提與大的背景。

李唐以關中戰略重心的政治格局決定了唐代西北——東南傾斜狀的城市布局。關中地處黃河上游，具有地勢上的優勢，在戰略上容易掌握控制全局的主動權。長安則是中國西北內陸的中心城市，利于控制遼闊的西北內陸。故無論御外還是安內，對于一個規模宏遠的帝國來說，立足于此都是最佳選擇。出于這樣的考慮，初唐就確立了側重關隴河洛的城市布局：長安、鳳翔、秦州、靈州、河中等重要城市都在關隴，洛陽、太原、涼州、興元、汴州、襄陽、江陵等區域性中心城市都在距長安二千里范圍內的主要交通沿線上。由此而形成了由關中向天下四方伸展的交通格局：以連接長安、洛陽的兩京大道為樞紐，以汴州、鳳翔為東西兩端的延伸點，由此兩軸端、四都市向四方輻射，構成一個巨大的交通網絡。東北經太原、幽州達于遼東、渤海，西北由甘、涼、伊、西而通瀚海、蔥嶺，北疆由靈州、河外軍城逾沙磧可達漠北，南經興元、成都，取石門、青溪二道以通南詔，甚至可以遠至安南乃至更南諸國。整個地看，這個交通網絡像一個西北——東南斜向展開的巨大扇形。

這一交通網絡有著強大的發散功能和明顯的開放性。境內東西有黃河、長江、淮河橫貫，南北有眾多水陸驛道聯通，都城長安把由此伸展出的眾多的道路綰結起來，不但能保證政令、軍令之暢通，促進區域的發展，而且由邊州可通四夷，這些都是開放性的具體表現。

政治軍事重心在北方，經濟發達、人口繁盛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北方也多于南方，這顯示出北方在文化上對南方占優勢，南北文化交流將主要是北方文化的南輸和南方文化對北方主流文化的吸納。城市分布雖仍以黃河中上游為重心，但出于開拓疆域的需要，唐室在沿邊廣置節度、都護、都督府，屯田軍墾，不僅軍人子弟多在此安家，流人、降戶亦時常安置其中，新興的邊疆城市隨之增多。自玄宗朝以來，北部邊境地區軍鎮使府林立，廣辟士人入幕，吸引大批文人游邊出塞，內地文人蹤跡遠至漠北、磧西、遼東、渤海，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化現象。唐后期，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城市有自西向東、由北向南發展之勢。成都、江陵在肅宗朝即被立為陪都，長江流域出現人戶集中的城市，南北都督府數相對平衡，唐后期南方方鎮使府劇增，都能說明這一變化趨勢，而且已敏感地反映到文學創作中。如果以地域眼光劃分文學作品，從很多文人的文集中，你會發現，唐后期，作于南方的文學作品幾占一半以上。

龐大的交通網絡，發達的文人行旅生活深刻影響了唐詩乃至整個唐文學。唐室開設科舉考試為寒俊開路，盡管科舉的公平原則一再遭到破壞，但由科舉入仕仍是文士邀取名利的主要途徑。入仕前，他們必須為尋求進達而四處活動;入仕后，他們因公因私，不斷在南北驛道上奔波。可是疆域遼闊，驛道漫長，道路原始，交通工具落后，文人行旅生活比重因此而大增，他們創作了大量詩文來反映旅途經見感觸。這，拓展了唐詩反映社會和自然的深廣度。

這一交通格局使唐人行旅詩具有側重于北方的內容特色。交通的核心框架在關隴，城市布局重點又在北方，因此唐代詩文對河隴、關中、河南、河北等地的描寫遠較其他地區為集中。即使是邊地，關于北方的敘寫也遠詳于南方。嶺南、黔滇、閩中，除了遷客流人、地方官和當地文人對其地域文化有一定反映外，其余很少有人觸及。唯一不同的是，唐后期，在經濟上特別倚重東南地區，故對吳越的描寫頗為集中。如果按南北東西的區間繪制唐詩地域分布圖，這個圖形將是一個北方密集、南方稀疏，東部密集、西部稀疏的不均衡的扇形，分布有著明顯的路線，大致沿著以兩京為中心的十幾條主要驛路延伸，是一種帶狀分布。

水陸交通與文學創作是唐人行旅文學研究的核心。唐代交通以陸路為主，自兩京至天下四方皆以驛路相通，諸州之間也有“四至八到”以相溝通，沿途布列驛、館、亭、店，風景名勝、寺觀園林所在皆是，這些都是唐文人經常游處棲止的場所。很多唐詩都是在行旅途中寫成的，都與上述交通設施和沿途景點有關，由此而形成了唐代行旅文學。可是驛道經過的地域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千差萬別，道路經過和通向的地區在唐代政治經濟軍事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行旅性質任務、行旅的擔當者文化素質也差別懸殊，這些因素都影響行旅文學的內容、主題、數量、質量。

唐朝以兩京為中心，構筑了七條骨干驛道，東通洛汴揚楚，西至甘涼肅鄯，北達靈州與河外軍城，東北至于太原、幽州，西至鳳翔、興元，南至襄陽、荊州。這些道路上產生的唐詩，其內容各具特色。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幽薊皆唐邊陲重地，戰略地位突出。從中原內地通往邊州道路上的文人，不是入幕、游塞就是奉使出塞，其行旅詩自然以這些生活內容為主。然而中晚唐，除了使邊、赴任者外，占大多數的是入邊幕求職者，大都是備受挫折的落魄士人，或者希望得到邊幕幕主經濟上的救助，或者盼望得到他們的汲引，想走先入幕求職，有機會再被薦入朝為官這樣一條進身之路。可是自己畢竟卑微，往往受到冷遇，無成而歸。不甘失敗的心理驅使他們輾轉戎幕，然而也是失望居多。這樣一來，他們的文學作品，除了人們常說的異域風光、邊塞豪情之外，更多的是“塞游”失敗之后的沉重、落寞與蒼涼。愈到中晚唐，愈是如此。兩河、山東、江淮是唐朝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舉子、進士、官員最集中的區域，道路上各種各樣的人員來往都有，是一種全方位的交通。與此相應，這里產生的文人行旅詩也內容繁雜。山劍黔滇、襄荊潭衡、閩贛嶺南諸州，地方僻遠，風俗卑陋，生活條件艱苦，因此成為官員流貶的重地。每逢政局有變，你就會看到唐人白居易說過的“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師”^①的文化現象，此時的南北東西驛道上，總會有許多文武官員，由中使押領，前后相繼，蒼黃分赴流貶之所。幾年的蠻荒生活使他們的身心備受煎熬，部分幸運者尚能北歸，慶幸自己“生入帝王州”，更多的人卻埋骨異鄉，貶死不歸，化為幽魂怨鬼。通往上述諸州的道路，尤其是自藍田、武關至襄荊嶺表這條南北交通主干道上，常有遷客流人絡繹于道，它因此而成了令人魂飛膽落、傷心欲絕的“入瘴鄉之路”，成了唐史上著名的流貶大道，“分道播遷”，因此而成為唐南北交通史上引人矚目的文化現象。運河開通后，長江、黃河、淮河三大水系互相溝通，水路雖然迂曲，行進速度緩慢，但無鞍馬勞頓之苦，利于搬運笨重貨物行李，文人往往樂于取水路。從南方的揚益荊湘到北方的汴洛貝魏，舉凡水陸交通便利的名藩巨鎮，無不活躍著唐文人的身影，唐人水上行旅詩因此而繁榮起來。水上行旅豐富了唐文人的生活經驗，開闊了他們的審美視野，唐人的江河行旅詩也因此而寫得格外異彩紛呈。因此，研究唐代文學，就應該深入研究唐代不同地區、不同性質和任務的道路交通與文人、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各種關系，探究其對唐詩內容、藝術諸多方面的影響。

行旅生活還大大促進了唐代文學母題內涵的拓展，這里舉例說明。

漂泊母題 中晚唐時期，唐代文學中出現了一批值得注意的漂泊者形象。他們既是反映這類主題之詩歌的創作者，也因為每每在詩中自我抒情，而使自己成為這類詩歌中的文學形象，構成一種互為映照的關系。唐代政治文化制度的推行，以及城市生活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形成一股合力，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當時許多讀書人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們紛紛離開故鄉，到城市去尋求發展，旅途漂泊在其生活歷程中占有很大比重。反映在文學作品及其創作主體上，便有了唐代詩人的離鄉與還鄉——在現實中離鄉，通過夢境實現精神上的“還鄉”，漂泊母題的內涵，變得異常深刻和豐富。

漂泊母題的繁榮與唐代知識分子不幸命運相關。許多唐人醉心名利，可他們的名利夢一次又一次被無情粉碎，長期浮沉世俗。至中晚唐，政治斗爭日益激烈，科舉競爭趨于白熱化，寒士的出路日益狹窄，身事未成，隱退不甘，生活無著落，最后竟有許多人轉死溝壑，不知所終。很多文人已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們對羈旅生活的體驗從未達到如此深刻、細致的程度。其中不少人產生了一種“羈旅心態”，他們感到自己總為行旅之人，總有飄寓之感，漫長的求名之路上，沒有一個歸宿，歸屬感和親情慰藉的缺失使他們感到自己就像長空奮飛的孤雁。正是這種心態造成了漂泊母題在唐代的繁盛。表達這種漂泊精神的，都是些備受挫折、經歷坎坷的來自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正是通過這些曾經充滿青春活力，奮發昂揚的執著求名者的群像，通過他們在飄寓途中的不幸遭遇，我們才看到那個時代生存環境的嚴酷、窒息和壓抑。唐人的行旅詩歌對漂泊者的描寫，時時可以與唐代文獻中對他們生活與精神狀態的記載相映照。正是這些感人肺腑的唐人詩文，攙和著那些跡近“實錄”的記載，使這些求名的人物成為文本中的“漂泊者”，成為時代的投影與社會的象征。這一群體形象的出現，體現了唐代文學貼近現實的寫實傾向。

貶謫母題 發達的交通為文人流貶準備了條件，而唐王朝又始終將流貶作為懲罰文人的重要手段。這樣的政策導致大部分入仕的唐文人，都有過流貶的生活經歷，“再歷遐荒”、“兩竄嶺表”者也不在少數，甚而至于有賈島那樣的無官被貶者。遷謫文學題材在唐代文學中占有突出地位，具有很大的獨立性。與先唐各代相比，唐代的貶謫表現出一系列自有特色。一是次數多，頻度密;二是流貶的使用范圍廣，打擊面廣;三是打擊突然，不可逆料。政治斗爭的激烈，人主的喜怒無常，時刻威脅著士人，貶謫成了踏入仕途者的必修課。而唐人偏偏又特別醉心功名，得失心重，唐代遷謫文學，因此而表現出“怨”與“戀”的二重性。逐臣文學發端于屈原、賈誼。然而在屈、賈那里，關注的重點都在國家大事、民族興亡上。唐人考慮得更多的則是個人得失。他們也有濟蒼生、扶社稷的壯志，然而這種壯志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理想與價值，而不是儒家那種“士以道為己任”的精神。通觀唐代文獻，沒有哪一個被流遭貶者說自己罪有應得，幾乎都異口同聲地說自己含冤負屈，忠君愛主。類似陽城、韓愈那樣犯顏直諫，為正義而遭到打擊的值得贊美之士并不占主流，絕大多數被流遭貶者是封建專制暴力和大臣黨爭的犧牲品，他們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不值得贊美。部分文人沉醉于對名利的追求，千方百計投機鉆營，趨炎附勢，一旦遭到懲罰，又都聲稱自己如何忠賢、正直，如何遭讒被謗，一味為自己曲意辯解。人們已經很難按照愛國思想、抗爭意志等積極肯定的詞語來評價這些人。與此相關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很多被貶的文人都以賈誼自許而不以屈原自況。在他們看來，盡管屈原名懸日月，但那種高潔的人格，耿介的個性可敬而不可親。倒是賈誼才華出眾，為君王所禮，少年得志，此種君臣際遇，特別令人羨慕。自己也曾一展襟抱，又都高才被屈，與他有相似之處，視他為異代知己，能帶來一種光榮感，于是大家都來哀挽。《全唐詩》中，以賈誼自況的唐人詩句可以舉出幾十例，以屈原自比者卻寥寥無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賈誼、屈原的寺廟、舊居等人文景觀，多在唐人南遷北返的路上，如長沙有賈誼舊宅，經常有南來北往的唐文人賦詩憑吊，劉長卿、戴叔倫的詩還成為膾炙人口的名作。汨羅的屈原廟同樣在這條“遷客南征”的路上，可是他們很少作詩，只有使客與地方官作過幾篇修廟立碑的文章，少得可憐的幾首詩中還有偽作，如舊題李德裕的《汨羅》，就是一首偽詩，類似現象都值得深究。

注釋

① 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全唐詩》卷四三九,上海古籍出版1986年影印揚州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