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隋、初唐詩歌·南北融合的隋代詩壇

中國詩歌在經過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分流之后，在隋朝第一次交匯融合了。這種交匯融合，比南北朝后期庾信、王褒、徐陵等南人入北和北人使南更具有實質意義。因為南北朝后期南人入北后的詩風變化，主要是他們的境遇、身份的變化使然，有些南人后來回到南方后，又回到浮靡的創作老路上去了。當時北人使南，也主要是學習南朝詩風的形式，尚未完全領會南朝詩歌的藝術精髓。但隋代詩人就不同了，他們的詩歌里出現了南北朝詩歌里從未出現過的新氣象。而且這種新氣象的產生，與學界常說的隋文帝、李諤、王通等人的文風革新和復古思想并無多少關系，其客觀原因是政治統一、地域打通后，各地詩人交流增多，詩風必然走向整合的歷史趨勢，主觀原因則是隋煬帝楊廣順應時勢推波助瀾的結果。

南北朝后期存在著江左士族、山東舊族和關隴豪族三個政治集團和文化體系，所以隋代的統一南北，實際上是對這三個地域文化的整合。但是由于隋文帝楊堅是禪周建隋的，在政治體制和文化政策等方面，就多承魏、周而來，不太重視文化建設，對山東舊族文化和江左文化更抱有偏見，采取有意識的排斥和冷落態度^①，這就影響了三地文化整合和南北詩風融合的進程，使得隋初詩壇上三大詩人群體并未真正走到一起，依然沿襲著各自的創作傳統而小有變化。

關隴豪族集團并無悠久的詩歌創作傳統^②，但是由于庾信、王褒等人的入北，使得關隴士人的詩歌創作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到隋初他們多能在詩中表現尚武任俠的性格。在家世可考的45名隋代詩人中，出自關隴的有楊堅、史萬歲、楊素、楊廣、于仲文、崔仲方、牛弘、李密、楊侗等9人。其中最能表現關隴豪族文化精神的詩人則是楊素。史稱楊素少落拓，有大志，善屬文，有英杰之表(《隋書》卷四八《楊素傳》)。其《出塞二首》描寫出塞征戰時壯闊、激烈的場景，因有豐富的親身經歷，故寫得真實、動人而又簡練、遒勁，極富剛健之氣。《贈薛播州詩》(十四章)是其最負盛名的詩作，詩思深沉蘊藉，詩藝復雜多變，抒情、言志、詠懷、感遇交織其中，既可見建安詩歌的慷慨之氣，又可尋《古詩十九首》、“蘇李詩”之綽約情思，還呈現出阮籍《詠懷》、陶潛《飲酒》、庾信“擬詠懷”、“山居”、“言志”等詠懷詩而來的慨時傷世、比興體制，史稱“一時盛作”。除了楊素和楊廣(詩歌成就詳后)，其他關隴詩人由于素受尚武輕文傳統之束縛，真正善詩者寥寥，又因他們性格粗獷，詩境雖闊大、健舉，然終嫌生澀、呆板，而且他們并未形成一個大的詩人群體，詩歌創作雖較西魏、北周時大有提高，然尚不足與當時的山東詩人、江左詩人相頡頏。

隋代詩人中，出自江左的多達21人，是關隴詩人的兩倍還多。由于由南入隋的詩人組成與梁陳相比，未有明顯變化，而且許多詩人還是梁陳著名詩人的后代，所以他們大多依然沿著梁陳士族詩人的創作定勢，而稍有變化。這種變化首先表現為他們詩歌中亡國之痛的表現、功名意識的增強。《隋書》卷五八《許善心傳》云，禎明二年(588)，許善心聘于隋，遇高祖伐陳，被系留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他在《于太常寺聽陳國蔡子元所校正聲樂詩》中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亡國之痛：“澤竭英莖散，人遺憂思深。悲來未減瑟，淚下正聞琴。詎似文侯睡，聊同微子吟。鐘奏殊南北，商聲異古今。獨有延州聽，應知亡國音。”同樣，虞世基的詩作中也有一些篇什是寫其被擄入關時的痛苦心情的，如《初渡江詩》寫其離開陳都時的情狀：“斂策暫回首，掩涕望江濱。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云。”韻短情長，感觸良深。其《入關詩》則敘其入關時之愁緒：“隴云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真是關河幾許、愁緒幾多了! 其《零落桐詩》疑亦作于入隋之初，借零落之桐，寓己之失落、愁怨：“零落三秋干，摧殘百尺柯。空余半心在，生意漸無多。”其次，入隋南人詩歌中功名意識、宦海沉浮的慨嘆也漸漸增多起來。本來南朝士族多不干世務，惟以風流閑雅相尚，但這種士風到梁陳兩朝已經有了一些改變^①。而在入隋南人中，學識、才干兼善者就更多了，如柳莊、虞世基、裴蘊、王胄、何妥等。由于他們的心態較之齊梁陳江左士族詩人更為務實，詩作中也就出現了南朝詩歌中極少見到的功名意識、仕宦之情。如柳莊的《劉生》詩通過歌頌豪雄任俠的劉生抒發了自己的人生意氣。何妥的《入塞》也表達了他內心渴望建功立業的人生抱負，其《長安道》則流露出對任俠使氣、重義輕生的豪俠生活的艷羨與欣賞。再如王胄的《白馬篇》更是明確表示：“志勇期功立，寧憚微軀捐。不羨山河貴，誰希竹素傳。”其《紀遼東二首》也流露出希望立功疆場、封爵受賞的心愿。入隋南人詩風的這種變化，還有受北方詩人影響的因素在。因為江左詩人入隋赴長安后，不但受到北方關隴一帶尚武豪雄、任俠慷慨性格的熏染，心態發生了一些變化，而且因為他們已經親身體驗了邊塞征戰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可以與北人唱和，共同切磋詩藝，所以他們寫出的邊塞詩自然比南朝時所作更為自然、真切、感人了。如何妥的《入塞》《長安道》已非一般梁陳詩人的同題之作可比，王胄的《敦煌樂二首》《紀遼東》情真意切，悱惻動人。虞世基《出塞二首》系和楊素之作，就不像王褒當年只是狀邊塞之苦寒，而是著力描寫將士們的英勇善戰，渲染重義輕生的樂觀情緒，與楊素之原作風格相似，基調一致，當是楊素影響所使然。

在隋代三大詩人群體中，山東詩人的創作成就最大。這首先是因為他們比關隴豪族詩人具有更為悠久、豐富的文學傳統，而且到周隋時期，他們已經從簡單模仿江左詩歌的辭藻、句法、聲律等表面性、形式化的層面，上升到能夠初步體悟南人對詩境的細膩感悟和把握，所以在周隋之際一下子出現了盧思道、李德林、孫萬壽、辛德源、薛道衡等一大批能夠充分表現山東士人經世致用文化精神的詩人。其中盧思道和薛道衡詩歌創作成就尤為突出，但是由于盧思道的詩歌創作生涯主要是在北齊、北周時期，入隋不過六年就死了，他最為傳誦的名篇《從軍行》《聽鳴蟬篇》都不作于隋朝，所以應該說是北朝作家^①。入隋以后，由于以隋文帝為首的關隴豪族對北齊出身的山東舊族普遍進行壓制、打擊，使得薛道衡、孫萬壽等人多在詩中抒發懷才不遇、仕途困蹇的抑郁和憤懣。《隋書》卷五七《薛道衡傳》云：“高祖受禪，坐事除名……后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所以薛道衡在入隋以后作了不少宣泄仕途失意的郁悶詩作，如他在《昭君怨》中就以昭君失寵喻己之不遇，情思宛曲、哀怨;其《昔昔鹽》《豫章行》寫宮怨、閨怨，也都折射出他政治上的落寞和惆悵。其《敬酬楊仆射山齋獨坐詩》和《重酬楊仆射山亭》都是以詩代書，表達自己對仕途知己、詩壇摯友楊素(此時亦失意)的思念。再如孫萬壽，史稱其“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郁郁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隋書》卷七六《孫萬壽傳》)。又如尹式，在《別宋常侍詩》中表露了他宦游疲倦、前程暗淡的灰暗心情，其《送晉熙公別詩》則當作于入隋后仕途失意之時，且對自己歷仕三朝、命運多舛的一生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反思。總之，由于山東詩人獨特的文化精神以及他們在周隋兩朝受到的壓制和打擊，就使得他們在詩歌中不但表現出強烈的功名意識和進取精神，還流露出仕途困頓、理想受挫后的抑郁和憤懣;不但與江左詩人的閑適、淡雅有天壤之別，而且也比關隴詩人的粗獷、豪雄要深沉、蘊藉得多。他們的詩作初步體現出南北詩風融合后的新境界，因而在南北朝詩歌向初盛唐詩歌轉變過程中具有較為重大的意義。

然而，在隋代詩壇，創作成就最大、對后來初盛唐詩歌發展影響最大的詩人，還要數隋煬帝楊廣^②。隋煬帝楊廣雖然出自關隴豪族，但是由于有一位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加上在即位之前曾長時間駐守江南，與江左士族過從甚密，就使得他對江左文化藝術特別喜愛，且他以帝王之尊提倡詩文，無地域之局限、詩風之偏見。三地詩人齊聚京師，互相唱和，切磋詩藝，多賴其力。

首先，他在任揚州總管期間及嗣位以后，召集了眾多江南詩人，并虛心向他們學習詩文創作藝術。《隋書》卷五八《柳玚傳》云：“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學士。 而䛒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后示人。”楊廣招徠如此眾多的江左詩人以備文學顧問，其詩歌的藝術性當然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他對南朝詩歌的藝術精髓也體悟得更深了。另外，他對別具文學傳統的山東詩人、關隴詩人也十分欣賞。他在大業三年夏四月詔曰：“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同時又下詔征召“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之士，故山東文士不再受到故意貶抑，也能“隨才升擢”了(《隋書》卷三《煬帝紀》)。如鄴人杜正玄兄弟三人皆因得到煬帝的賞識，而俱以文章同時入朝(《隋書》卷七六《杜正玄傳》)。對于高祖朝遭貶的山東文士，煬帝則善待之。如薛道衡，在高祖朝數被貶謫，抑郁憤懣，而煬帝則對其優禮有加，曾欲以秘書監待之^①。同樣，煬帝對于仲文、牛弘、楊素等關隴詩人亦恩遇頗隆。由于煬帝無太多的地域文化之偏狹態度，使三地詩人齊聚京城、宮廷，他們相互唱和、切磋詩藝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這無疑促進了南北詩風的融合。如煬帝的《冬至乾陽殿受朝詩》，曾命群臣賦詩，現仍存牛弘、許善心之和作。當時南北詩人之間的詩文唱和也很頻繁，如楊素《出塞二首》，薛道衡和虞世基都有和作，薛道衡現存一首《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南陽人劉斌現存一首《和許給事傷牛尚書弘詩》，可知薛道衡、楊素、許善心、牛弘等人之間存在著深厚的友情，同時也可看出三地詩人之間互相影響、詩風交融的痕跡。而這些，都是和煬帝重文愛士、融合南北的文化政策分不開的。

與其文化思想相一致，煬帝的詩歌創作也充分體現了南北詩風融合的趨勢。隋煬帝現存詩43首，為隋代存詩最多的詩人。其中有樂府詩，有文人古詩，還有新體詩;而在樂府詩中，吳地民歌與北地樂府兼而有之，各擅其妙。《隋書·文學傳序》云：“煬帝初學藝文，有非輕側之論。 ”當是指他見柳䛒之后發表的反對淫麗、提倡典則的言論。此外，《隋書·文學傳序》還列舉了煬帝文風變化后的一些詩文作品：“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并存雅體，歸于典制。”這些作品或表現了欲以文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積極向上的進取意識，或以功名自期，尚武豪雄，都是深得關隴軍事豪族特有文化性格的勁健之作。

同時，由于煬帝一生在江都揚州的時間很長，且在身邊集結了大批的善詩能文的江左文士，所以他也寫出了不少頗具南方文化精神、藝術真味的詩歌作品。從煬帝現存樂府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鎮東南之后，并未局限于模仿南朝文人樂府，而是直接向陳隋新起的吳地民歌學習，所以他的樂府詩較南朝文人樂府詩更為天然、淳真，如《江陵女歌》即如此。楊廣自創新題的樂府詩也能較貼切地表現揚州一帶的鄉村風情，如其 《江都宮樂歌》字面清麗，寫江村野景十分傳神，其《泛龍舟》詩，極類揚州的地方小調，其《鳳艒歌》儼然漁夫聲口，未有半點雕飾、纖秾之態。另外，煬帝擬南朝民歌的一些作品也能自出機杼，跳出南朝詩人多用之寫艷情的創作套路。如《四時白纻歌》系梁詩人沈約所制，沈約原制五首，皆寫歌兒舞女嬌艷之態，為典型的艷情詩，而楊廣之作則不然，其中《東宮春》寫景清麗、明媚，無冶艷之態、脂粉之氣，《江都夏》開頭兩句寫江濱平原秋景，蕭散，疏野，為晉宋以來南朝樂府詩歌中少有的質樸的寫景之作。

然而，煬帝詩歌中藝術性最強、成就最高的詩作是《春江花月夜》其一。《春江花月夜》原是陳后主創制的艷曲之一，原作極冶艷，然楊廣之作則為意境優美的寫景詩了：“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此詩境界開闊，極富動感，三、四兩句搖星帶月，氣魄宏大，這無疑是粗獷、豪放的性格和豁達胸襟的自然體現，而同時奉和的諸葛潁之作就寫景分散，詩境局促，不能不說是其孱弱、猥瑣性格的一種藝術折射。

同樣，煬帝其他的一些寫景詩也能將北方詩人的慷慨意氣和南方詩人的細膩情懷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深沉、蘊藉的詩境來。如其《月夜觀星詩》寫秋夜月明的景色，清切而泠然，淡淡的喜悅中夾雜著些許惆悵，令人回味。其《詩》：“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銷魂。”畫面更加省凈、渾成，情景融合無垠。這種看似淺近、實則雋永的詩境，既非一味追求清綺的江左詩人所能寫出，又非素喜質直的北地詩人所能及。唯有楊廣這樣既具北地慷慨、豪雄的意氣，又習染南人細膩、婉約情懷的“兼善型”詩人才能創造出來。可以說，煬帝的《春江花月夜》其一和《詩》(“寒鴉飛數點”)充分體現了隋代南北詩風融合的創作實績，同時也預示了后來唐詩發展的一種方向。

煬帝之所以能寫出這樣融合南北、兼善兩長的詩歌作品，還和他的詩歌理論自覺分不開。《隋書》卷七六《王胄傳》云，煬帝曾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煬帝所評三人雖然都是南人，但這些評語則非南人或北人所可獨擅，而是充分體現出南北詩風融合后的詩歌新貌。正因為煬帝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都比較符合當時的詩歌發展方向，所以魏征對煬帝在隋代詩壇的正確引導作用大加肯定：“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相比之下，魏征則對隋高祖革文華之舉不以為然：“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斫雕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高祖與煬帝對待詩歌之革新，一為消極之制裁，一為積極之引導，孰優孰劣，自可立判。

注釋

① 參見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第四章《隋初文化格局和隋高祖的文化政策》,第99—106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② 《魏書》《北史》的《文苑傳》中均無一人出自關隴,《周書》竟無《文苑傳》或《文學傳》。① 參見杜曉勤《齊梁詩風與士風之關系考論》,《原學》第六輯,1998年版。① 參見曹道衡《論隋代詩歌》,《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第358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參見杜曉勤《論隋煬帝在南北文化藝術交融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① 關于薛道衡的真正死因,詳見杜曉勤《論隋煬帝在南北文化藝術交融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