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出土文獻·出土簡帛中的文學遺產·出土簡牘中的文學遺產
簡牘的發現在以前并不少見②,著名的如孔壁、汲冢等,其出土簡牘早已進入了傳世文獻領域,在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們下面概述一下簡帛學成立百年以來(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與文學有關的新發現。
1907年斯坦因在甘肅敦煌漢長城障燧遺址發現兩支殘簡,最早曾由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著錄于《斯坦因東突厥斯坦所獲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書中。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所著《流沙墜簡》正確地辨析出實為《漢書·藝文志》“兵家”所著錄的《力牧》佚書,其中“力牧”作“力墨”。羅振玉認為:“雖班氏斥為偽托,然千余年久佚之秘籍,雖僅存數字,然藉以窺知體例,仍可寶也。”③這是20世紀簡帛佚籍的初次發現。
1914年斯坦因在敦煌漢長城障燧遺址發現一方東漢木牘,1931年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最早曾予著錄,并稱之為《風雨詩》。上有一詩:
日不顯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視兮風非(飛)沙,從(縱)恣蒙水誠(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轉揚波。辟(壁)柱槙(顛)到(倒)忘(妄)相加,天門俠(狹)小路彭(滂)池(沱),無因以上如之何,興章教海(誨)兮誠難過。
——《敦煌漢簡》2253
詩共八句,每句用韻,與柏梁臺體接近。陳直先生“疑為隗囂賓客之所作”①。這是簡帛佚詩的最早發現。
在斯坦因的這一次發現中,還有一支非常著名的西漢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稱之為《田章簡》。簡文為:
……為君子? 田章對曰,臣聞之:天之高萬萬九千里,地之廣亦與之等。風發綌(谿) 谷,雨起江海,震……
——《敦煌漢簡》2289②
其內容與敦煌寫本句道興《搜神記》《晏子賦》《孔子項托相問書》等有關,對于研究漢、唐兩代的俗文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具有重要的價值,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
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戰國楚簡,這是當時出土最早的戰國竹書③。原先大家多認為是儒家書籍,經過學者進一步研究后,簡文與《太平御覽》卷八○二所引《墨子》佚文及《孔子家語·好生》接近①,李學勤后來定為《墨子》佚篇②。
1959年甘肅武威磨嘴子東漢墓出土漢簡480支,主要是《儀禮·喪服》的經傳和《日書》等。整理者陳夢家認為簡本《喪服》等屬于慶氏本或者后氏本,可能是慶氏之學③。而沈文倬則認為是古文或本④。簡文的出土對于經學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大量簡本古書,計有竹簡4942支及數千殘片。其中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春秋》等古書以及其他佚籍等。尤其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一起出土徹底粉碎了“疑古”論者對于“吳孫子”和“齊孫子”的混淆和懷疑。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銀雀山漢簡中出土了《唐勒》佚賦⑤,湯漳平、譚家健等先生先后作了編連和考釋工作⑥。從殘簡中可以看出,這是一篇唐勒、宋玉談論御術的賦,湯漳平、李學勤甚至建議改稱《御賦》⑦。它的出土對于進一步研究宋玉傳世作品的真偽提供了新的證據。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墓出土漢簡約二千五百支,其中包括《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文子》《六韜》《日書》等。其中簡本《論語》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論語》抄本,可能與《魯論語》有關①。簡本《文子》與今本《道德篇》等接近,也有不見于今本的佚文。《儒家者言》與《說苑》等接近,李學勤認為是《孔子家語》的原型②。其他如《哀公問五義》《保傅傳》都見于今本《大戴禮記》等,《六韜》也與今本接近,但是也有部分內容不見于傳世本③。
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簡1155支,另有殘片80片。計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日書》甲乙種等。令人感興趣的是,整理者曾經指出,秦簡《為吏之道》的形式與《荀子·成相篇》接近④。已有學者徑名為《睡虎地秦簡成相篇》⑤。
此外,《日書》甲種《取妻》等中還有一些“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等早期神話傳說,對于文學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①。另外一墓出土了署名黑夫、驚的兩方木牘,正反合計有527字,是現存最早的家書。它們對于研究秦代的“私文書”有一定作用。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出土竹簡六千余支,其中包括《倉頡篇》《詩經》《周易》《年表》《大事記》《作務員程》《行氣》《萬物》(舊題《雜方》)《刑德》《日書》《相狗經》《莊子·雜篇》、《楚辭》及佚辭賦等。文學界比較注意的是《詩經》《莊子》及辭賦等,但是除了《詩經》內容較多外,其他都比較殘碎。簡本《詩經》包括今本近六十篇《國風》和《小雅》中的《鹿鳴》《伐木》等篇,但多不完整,與齊、魯、韓、毛等四家詩都不相同②。《周易》則有別于傳世本,整理者以為與《史記·龜策列傳》接近③。一般認為此《周易》應屬于《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中“蓍龜家”之《易》④。此外,《萬物》的性質與《山海經》《博物志》近似,也可以進行對比研究⑤。
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漢邊塞遺址出土木簡1271支,均已收入中華書局1991年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中。有趣的是,其中有一支關于韓朋故事的西漢殘簡引起了學者的注意。簡文如下:
……書,而召韓朋而問之。韓朋對曰:臣取婦二日三夜,去之來游,三年不歸,婦……
——《敦煌漢簡》496A⑥
研究者推測,其與《搜神記》、敦煌本《韓朋賦》一脈相承。尤其是《韓朋賦》,可能受到過這類作品的影響,《韓朋》殘簡大概主要是用作講故事者的底本的①。
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出土竹簡205支,其中包括 《日書》《季子女訓》等。 其中有段禱辭提到“[□]敢告□之子武夷: 爾居復山之基,不周之野,帝謂爾無事,命爾司兵死者,今日某將欲食,某敢以其妻□妻汝”云云②,包含著一段重要的神話古史傳說③。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墓出土竹簡約一千二百支,其中包括《二年律令》《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日書》等。除了法律書籍和醫學書籍之外,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蓋廬》,簡文所言為申胥與蓋(闔)廬的問答,是較早的兵家佚書,有明顯的兵陰陽家思想④。
同地1986年又在其他墓中出土了《律令》《功令》《去谷食氣》《盜跖》及歷譜等,其中部分漢律內容與上次發現相同。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莊子·盜跖》篇,可以證明《莊子》“雜篇”的時代也是相當早的⑤。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秦簡464支,其中包括《日書》甲乙種、古地圖以及整理者何雙全先生定為《墓主記》的佚書①。李學勤經過仔細研究,發現所謂《墓主記》其實是一篇志怪故事,講的是一個名叫“丹”的人死而復活的過程。這種志怪故事,“反映了佛教輪回思想傳入以前人們對死后情形的宗教信仰”②。
1988年湖南省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竹簡一千余支,其中有《國語·吳語》《逸周書·大武》《管子·霸形》《寧越子》等古書③。惜材料未完全公布,詳細內情不得而知。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出土竹簡八百余支,其中有《效律》《日書》《歸藏》等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秦簡《歸藏》的發現⑤。除了占卜的內容之外,其中包含了很多神話傳說。如《寡》卦(相當于《周易》的《坤》卦):
《寡》曰:不仁。昔者夏后啟是以登天,啻(帝)弗良而投之淵。共工隊(墜)□江……
又如《同人》卦:
《同人》曰:昔者黃啻(帝)與赤啻(帝)戰,……[巫]咸占之曰:果哉! 而有吝……
又如《歸妹》卦:
《歸妹》曰:昔者恒(姮)我(娥)竊毋死之[藥]……奔月而枚占……①
其中談到嫦娥奔月的傳說,尤為寶貴。
1993年江蘇東海尹灣西漢晚期墓出土簡牘168枚,除了文書簡外,其中還包括《六甲陰陽書》《行道吉兇》《刑德行時》《元延二年起居記》及歷譜等。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墓中所出的《神烏賦》。連同殘字在內,全賦約有六百六十字左右。此賦講述了一個完整的鳥的故事,在目前所能看到的以講述故事為特色的所謂俗賦中是時代最早的一篇,比《孔雀東南飛》早200年以上②。也有學者從故事類型學的角度就其與民間文學的關系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③。
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楚簡805支,其中包括《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尊德義》《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六德》《性自命出》《緇衣》《五行》《語叢》(一至四)等。
郭店楚簡出土佚書的大發現又一次震動了世界。其所出儒道著作,對于我們重新審視先秦時期的學術思想具有重要價值。尤其是填補了先秦時期子思與孟子之間的儒學缺環④。現在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已經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文學界備加關注也是很自然的事。李學勤指出,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前半部分,詳細討論了樂與禮的關系、禮樂與性情的關系,以至性與天命的關系,理論非常精練,對探討早期儒家文藝學說有特殊的價值①。
1993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戰國楚簡一千二百余支。其中包括《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容成氏》《易經》《孔子閑居》《彭祖》《樂禮》《曾子》《武王踐阼》《賦》《子路》《恒先》《曹沫之陳》《夫子答史留問》《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顏淵》《樂書》等八十余部古書。
就其先期公布者而言,《孔子詩論》引起了大家的極大關注。尤其是文學界,也迅速聞風而動,于2002年1月由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所等單位召開了一個名為 “《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學術研討會,《孔子詩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②。除了大家熱衷討論的其與《毛詩序》的關系之外,《詩論》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如斷章取義、與四家詩的關系、“兮”字或省略或作“氏”等,也有學者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③。此外,楚簡《容成氏》中也有一段有關舜命夔制樂、夔作樂時模仿自然的記載④。隨著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不斷公布,我們相信還會有更激動人心的文學發現。
注釋
② 參見舒學《我國古代竹木簡發現、出土情況(資料)》,《文物》1978年1期。③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第82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① 陳直《漢詩之新發現》,陳直《文史考古論叢》第53頁。② 釋文用裘錫圭《〈田章簡〉補釋》,《簡帛研究》第三輯。③ 參見李學勤 《信陽楚墓中發現的最早的戰國竹書》,《光明日報》1957年11月27日。① 參見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楚簡整理小組 《一篇浸透著奴隸主思想的反面教材——談信陽長臺關出土的竹書》,《文物》1976年6期;又王志平《〈孔子家語〉札記》,《學術集林》卷九。② 參見李學勤《長臺關竹簡中的〈墨子〉佚篇》,載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版。現在對于長臺關楚簡的性質和定名還有爭議,如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博士論文)認為其思想仍然屬于儒家,李零《長臺關楚簡〈申徒狄〉研究》(《簡帛研究》網站)則認為應徑稱為《申徒狄》。③ 參見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敘論》,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④ 參見沈文倬《漢簡〈服傳〉考》,《文史》第二十四、二十五輯。⑤ 參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⑥ 參見湯漳平《論唐勒賦殘簡》,《文物》1990年4期;又譚家健《〈唐勒賦〉殘篇考釋與其他》,《文學遺產》1990年2期。⑦ 同上湯漳平文;又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第95頁。① 參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文物》1997年5期;又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漢簡本〈論語〉性質新探》,《簡帛研究》第三輯。② 參見李學勤《定縣八角廊漢簡儒書小議》,《簡帛研究》第一輯。③ 參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釋文及校注》,《文物》2001年5期。④ 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為吏之道》等多錄格言雋語,頗有些類似后世《古儷府》之類專收儷語的類書。這在出土文獻中也不乏其例,如郭店楚簡《語叢》、居延漢簡《愚吏》(魏啟鵬《居延“愚吏”簡校箋》,《簡帛研究》第一輯)等都是如此。⑤ 姚小鷗《〈睡虎地秦簡成相篇〉研究》,參見姚小鷗主編《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一書。出土古書的定名通常有幾個原則:如果原有篇名,則依原篇名。如睡虎地秦簡中《語書》《效律》《封診式》《日書》乙種就是原有的篇題。如果原書沒有標題,定名一般又有兩種原則。一是考古學原則:如稱“《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而不稱“《黃帝四經》”。一是文獻學原則,也就是所謂“首句標其目”(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三《新樂府序》)。最忌諱的就是整理者和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命名。過去銀雀山漢簡曾經盛傳出土了古《管子》、古《墨子》等(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2期),其實后來經過研究,不過是《守法》《守令》等13篇而已(這是原有的篇題)。類似教訓值得吸取。過去馬王堆帛書整理過程中也出現過爭議,如《戰國縱橫家書》,有的認為是《戰國策》,有的認為是《蘇子》,最后整理小組采用了朱德熙先生的折中意見,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這是一個較為慎重的作法。有時由整理者帶來的錯誤命名往往更致命,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不少學者已經指出,其首簡應與他簡拼綴,當為“是以君子貴成之”。這樣一來,《成之聞之》的命名事實上已經瓦解了。但是我們還不得不使用其錯誤定名,實在是無可奈何。① 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② 參見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參見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④ 參見胡平生《〈阜陽漢簡·周易〉概述》,《簡帛研究》第三輯。⑤ 參見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并見《文物》1988年4期。⑥ 釋文用裘錫圭《漢簡中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復旦學報》1999年3期),略有改動。① 釋文用裘錫圭 《漢簡中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復旦學報》1999年3期)第109頁-113頁,略有改動。② 釋文采李家浩說,改用寬式。參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第50頁,中華書局2000年版。③ 參見饒宗頤《說九店楚簡之武(君)與復山》,《文物》1997年6期;又夏德安(Donald Harper)《戰國時代兵死者的禱辭》(陳松長譯),《簡帛研究譯叢》第二輯。④ 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前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⑤ 參見廖名春《竹簡本〈莊子·盜跖篇〉管窺》,《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又《〈莊子·盜跖篇〉探源》,《文史》第45輯、《中國哲學》第19輯。① 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文物》1989年2期。② 李學勤《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4期。③ 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縣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10期。《簡報》原稱出土了《戰國策》《吳越春秋》等,經研究后實為《國語》等。④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年1期;又王明欽《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載古方等編《一劍集》,中國婦女出版社1996年版。⑤ 連劭名《江陵王家臺秦簡與〈歸藏〉》,《江漢考古》1996年4期;李家浩《王家臺秦簡“易占”為〈歸藏〉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1期。①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② 參見裘錫圭《〈神烏賦〉初探》,《文物》1997年1期。修訂本見連云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③ 參見劉樂賢、王志平《尹灣漢簡〈神烏賦〉與禽鳥奪巢故事》,《文物》1997年1期。④ 多數學者認為郭店楚簡的時代是戰國中期,但是也有少數學者堅持其時代已晚至戰國晚期。我們認為郭店楚簡的下限甚至在荀子之后。參見王志平《郭店楚簡〈窮達以時〉 叢考》,“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① 參見李學勤 《出土佚書的三點貢獻》,姚小鷗主編 《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 第2頁。② 研討會的有關論文很快刊發在《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上就是一個證明。③ 王志平《〈詩論〉發微》,《華學》第六輯。④ 參見王志平《〈容成氏〉中制樂諸簡的新闡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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