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的內容·清代散文·清代散文的藝術風貌

清代有專集傳世的散文作家，數量空前龐大。由于他們在整體上對散文傳統的承變意識較為通達穩健，以及對散文的功用與本質的體認較為真切圓融等原因，使一代散文在藝術造詣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首先，與學古而比較寬博的氣度相應，清人編選了不少古代散文選本、讀本，并加以評點、批注供人學習。《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七十家賦鈔》《駢體文鈔》《經史百家雜鈔》等都曾發揮過較大的影響。操選政者往往持有宗旨，但取徑不陷于絕對，這也使諸多選本可能突破門派之限而發揮更長久的作用。以姚鼐《古文辭類纂》為例，盡管它體現著桐城派的文統觀，但派中人仍較為注重這個選本的更廣泛的意義。如姚瑩《惜抱軒行狀》稱姚鼐“選《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吳闿生《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序》贊“姚氏此書集文章之大成”。既非桐城傳人，且自認為“非推重桐城派者”的胡蘊玉，在《評點箋注古文辭類纂序》中曰：“《古文辭類纂》，桐城姚姬傳先生所選，為桐城文章所自出，后之從事桐城派者，皆奉為準繩。其所選之文章，雖自有棄取，然盡多炳炳麟麟之觀，不僅以呼應頓挫、轉折波瀾見長，而亦時有江海之勢。”這個評價相當公允。所謂“江海之勢”的比喻，正說明了其超越流派之限的容量。具體來看，在文類上收羅較為寬博，以往的古文選本如《古文關鍵》《文章正宗》等皆不選箴銘誄頌賦，而姚選則未予拒收，姜亮夫認為這一選編策略“蓋承唐人古文之說，而猶有容與之態者”^①;在圈點上甚為斟酌，“應時更定”(吳啟昌《古文辭類篹序》)，既欲予人以借徑，又不欲拘于形跡，這一意圖在前后版本中也有體現，最早的康刻本有姚鼐圈點，而較后的吳刻本則刪除了圈點，據吳啟昌序稱：“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可見是根據姚鼐的意見而刪除的。從應世之需來看，有圈點反而便于學文者揣摩，以致成為桐城派學文門徑，故康刻流傳較吳刻為盛。但姚鼐對此極為審慎，他的《與陳碩士》曰：“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徑，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有真實境地。”^②這種出入于“借徑”的思想是有辯證意識的。從這些事例中，不難理解選家的通達。

其次，清代文章家使散文繼續煥發出充沛的表現力，隨作者閱歷、思致之深廣而培植起來的題材范圍也有所擴大。誠然，有研究者已指出：“從學科范疇來看，清代散文大體上可以分為非文學(包括經學、史學、政論等)與文學兩大類。前者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作品為代表。而后者則有侯、魏、汪及廖燕、毛奇齡、宋起鳳、陳貞慧、冒襄、彭士望、姜宸英、戴名世等各家。”^①這種 “非文學類” 與 “文學類” 的提法，如果有助于說明清代散文的覆蓋面，則是可取的。其實，散文向“非文學類”的題材擴張，這是經唐宋古文家的自覺努力而得到提倡的傳統^②。由于清人的學術生活特別豐富，散文的實用功能也因之突顯，不過，如果由此而忽視學者型的作家的文學創造力，那也是有偏頗的。清初黃宗羲《論文管見》中“不必文人始有至文”的說法，“更可看做清代‘學者之文’的自覺”^③。事實上，清人在或隱或顯地愛賞經世與博學的情懷中，一方面使某些實用性的題材進一步煥發文學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對如何貫通學術部類以提高文學的品格問題做出了有益的思考。清人在傳記、紀行、序跋等題材中，將考實與美文結合起來，有相當多的成就可資總結，如黃宗羲、全祖望、戴名世、姚鼐等人所撰當代人物傳記碑銘等，其史料價值與文學價值甚為豐贍，有學者已經指出：“中國最優秀的文學傳記，出于清人之手的最多。”^④這是不能不令后人刮目相看的。再如清代隨著邊疆開發和士人遷謫地點的輾轉，邊地紀行紀事之作大量涌現，為散文領域帶來奇情異彩^⑤，這些作品既有出于漢族名家如紀昀、洪亮吉、祁韻士、林則徐等人之手的，也有出于少數民族作家如和寧、鐵保等人之手的，顯示了作者群來源的豐富性;即使是以學術為重的的乾嘉漢學巨子，也有學術序跋等篇目受人激賞，如汪喜孫評諸家為戴震所撰文，盛贊段玉裁《戴東原集序》，稱“此篇可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參見李詳《愧生叢錄》卷六)。諸如此類，將學與文多方結合的實踐反映于理論，清人對貫通學術部類以救文集之衰的意識是較為強烈的。清初黃宗羲即對“夫一儒，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的界劃不以為然(《留別昌海同學序》)。后來姚鼐提出“以考證助文章之境”(《與陳碩士》);惲敬提出“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大云山房文稿二集敘錄》);朱筠之子朱錫庚序其父文集時強調，長久形成的四部分類觀障蔽了“史本發源于經，集固支分于子”的來歷，李詳贊賞朱錫庚此文“敘文章源流，與章實齋《文史通義》相出入”(《愧生叢錄》卷六)。這些都可反映清人從貫通學術源流的角度對振興文學所作的多種思考。這也是清代文章學上的一個收獲。

其三，清人在文章體裁的運用上，各盡其致，且有一定的融通之功。從各盡其致的意味來說，不無竭盡技巧之態。舉一極端之例，康熙時人徐基撰《十峰集》五卷存世，“自詩、賦、古文及填詞，凡洋洋灑灑多至數千言者，皆集前后《赤壁賦》中字以成文，奇巧之思，亙古未有”(《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三三)。由于崇敬蘇軾前后《赤壁賦》，這里竟有集字體的古文了，可稱巧制。從參與創作的人員看，以往極少參與古文創作的女性，此期卻不乏佳篇傳世，如被阮元譽為“女中之儒”的惲珠，對社會歷史文化關心的視野不亞于優秀男性，“于經濟治體，無不通達，尤明心學，慕李二曲先生以孝子為醇儒，重刊其集，制序行世”(沈善寶《名媛詩話》)。這篇序文，近人李詳贊其“慷慨論世，居然有法”(《愧生叢錄》卷三)。清代古文的各種體裁，都可說是佳篇云集，既有在朝的廟堂之制、奏進之篇，也有在野的記事述意、緣情托興等文。至于體裁間的融通，雖然力度稍弱，但仍有所為，值得重視。這首先是緣于作者受書寫內容的牽動，“稱心而言”，從而導致不甚拘于體類之純的鋪寫興趣。如李兆洛為精于校勘之學的顧廣圻所撰墓志銘，全文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介紹其生平學歷，二是序顧氏《汪君藏書目錄》，三是記顧氏的“思適齋”，對學友的心心相印之情，驅使他縱筆直書，以至在墓志銘的體裁中，雜入序與記之體。諸如此類的情形并不偶見。其次，體裁間的融通還緣于作者振興相關文體的自覺要求。比較顯著的例子，可舉曾國藩運漢賦之氣勢入古文。對此舉的文學意義，吳汝綸有如下總結：“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吳汝綸尺牘·與姚仲實》)湘鄉派之所以能較為成功地振興桐城文章，與這種融通文體的審美追求是很有關系的。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古文與時文互相滲透的問題^①。相對說來，清代正宗的古文家對此似有所諱言，尤其是桐城派遭到來自漢學家“以時文為古文”的詰難后，更是不欲沾染時文之名^②。但實際上兩體之間的關系無法回避。究其原因，也受制于時文的傳統。經過明代唐宋派唐順之、歸有光等人的實踐，已使時文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與古文“等量齊觀”的名聲，且出現了“以古文為時文”的提法^③，何況歸有光以及唐宋派在清代文風還淳的過程中處于有利地位。方苞的態度就與這種文學背景有關，一方面傾心于古文脫俗的品格，“不欲以時文自名”;另一方面，將古文與時文的標準加以貫通，肯定“至于唐、歸，然后以古文為時文”(《禮闈示貢士》)。他奉敕選編《欽定四書文》時，還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為宗旨。就創作來看，時文的經義內容與桐城古文的“言有物”已可溝通，時文在章法的靈動與氣格的提升上吸納古文的經驗，與桐城派 “言有敘”的藝術追求也可溝通。

與前代相比，清代散文的積累尤其豐厚，以上對其藝術風貌的論列顯然不足以盡其美。但能夠肯定的是，在這個領域內，可供學者開掘與進一步研究的余地尤為富足。

注釋

① 《文學概論講述》第149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② 錢仲聯《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系問題》曰:“姚鼐選《古文辭類纂》,雖然有圈有評,就是這種不同于時文的圈點,姚鼐晚年已不自足。”并舉后期桐城派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均有慎于圈點之說。《夢苕庵論集》第321—322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① 唐富齡《明清文學史》(清代卷)第375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②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曰:“韓柳二公,實乃承于辭賦五七言詩盛興之后,純文學之發展,已達燦爛成熟之境,而二公乃站于純文學之立場,求取融化后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純文學之閫域,而確占一席地。故二公之貢獻,實可謂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藪。”《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第53頁,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版。③ 陳平原《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第18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④ 王凱符《論清代散文的繁榮及其原因》,《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⑤ 參見李興盛《中國流人史與流人文化論集》上編第六章第四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鐘興麒、王有德《歷代西域散文選注》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陳平原《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第165頁指出:“時文與古文的對峙與溝通,仍然是清代文章的一大課題。”② 參見錢仲聯《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系問題》。③ 參見鄺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為時文”說》,《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第476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