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心學·心學與明代諸體文學·心學與明代小說

對明代心學與小說關系做出綜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 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宋克夫《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傅惠生《宋明之際的社會心理與小說》、許總等《理學文藝論綱》等，這些著作大致將明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分為受理學影響與受心學影響兩部分。明代前期的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受理學影響較大，其中的立意、人物及其結構安排，均受到儒家尤其是理學忠孝節(jié)義的制約，從而形成了其濃厚的倫理色彩與類型化性格特征。明代后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則受到心學與理學的雙重影響，如《西游記》《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作品，均具有心學影響的痕跡，其主要特征是其中人物個性化的增強、情感欲望等因素的增加等等。有的著作還討論了理學(包括心學)對小說藝術特征的影響，如《理學文藝論綱》曾論及“理念先行與主題的提前定位”、“‘氣質(zhì)之性’與人物形象類型”、“動靜相依與情節(jié)的曲折多姿”等方面^①，顯示了較為寬闊的學術視野。其中學術界比較集中關注的受心學影響的作品是《西游記》與“三言”。

清人曾對發(fā)掘《西游記》的儒釋道內(nèi)涵用力甚巨，但進入20世紀后因受到魯迅、胡適等人嚴厲批評，于是人們大都視該書為游戲性的神話小說。20世紀80年代之后，學術界開始留意心學的影響問題。劉遠達《試論西游記的思想傾向》(《思想戰(zhàn)線》1982年第1期)一文，側重探討《西游記》與心學的關系，但卻基本是從負面影響立論的。作者認為《西游記》是一部修心的小說，是藝術化的“心學”，為的是“破心中賊”亦即從思想上瓦解農(nóng)民起義。由于文章過分密切地與政治相比附，因而曾遭到不少學者的批評。此后的研究則多側重其思想解放的正面心學影響，劉勇強認為：“心學并非僅僅是‘破心中賊’的哲學，在客觀上還引發(fā)過思想解放。《西游記》受其影響，可以說是其中強調(diào)個人主觀的一面，小說極大地高揚了人的精神力量，充分表現(xiàn)了渴望擺脫自然和社會的種種束縛，追求不受任何轄制的絕對自由的意愿，正說明了這一點。”^①有人從作者與心學的關系進行考察，如宋克夫《心學與文學論稿》專列“吳承恩與明代心學思潮”一節(jié)，以追索吳承恩與心學人物之關聯(lián)。有人則從小說的主題角度進行心學影響的研究，如潘富恩《談陽明心學與西游記的心路歷程》、楊俊《西游記與“心學”新論》等^②。有人則從文學思潮的角度予以評價，如張錦池稱該書為“以個性心靈解放為基礎的文藝開山作”^③。有人還從藝術性角度進行分析，如許總主編的《理學文藝論綱》專設“《西游記》——藝術化的心學”一節(jié)，詳細探討小說行文中所體現(xiàn)的心學意識與心學要素。這些研究對于深入理解這部小說名著都是有益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要研究作者與心學的關系，便會牽涉到該書的作者究竟是誰的難題，許多學者已懷疑吳承恩的著作權是否可靠，還有人提出是明人李春芳所作。如果是李春芳，他本身便是心學弟子，則作者與心學之關系又當作另一種理解。還有成書時間問題，有人認為明初該書已大致成形，則談論心學影響便有些不著邊際。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認真研究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將“三言”稱為“擬宋市人小說”，又簡稱“擬話本”，遂奠定了其市民文學的性質(zhì)。后人所編寫的文學史與小說史大致不出魯迅所論范圍，只是論述更加細密而已。直到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兩部研究專著，即吳功正《時代的廣角鏡》(1987)與張振鈞、毛德富《禁錮與超越——從“三言”“二拍”看中國市民心態(tài)》(1988)，依然將其作為明代資本主義萌芽中產(chǎn)生的市民文學代表作。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在進行思想背景的研究，開始是注意到編撰者馮夢龍所受李贄與左派王學的影響，如王凌的《馮夢龍與李贄》和《馮夢龍麻城之行》等文章^①，考察馮氏與李贄思想的淵源關系。宋克夫《心學與文學論稿》用“馮夢龍與明代心學思潮”一節(jié)，分別論述了馮氏對王陽明的態(tài)度以及與李贄、邱長孺、梅之煥、楊定見等熱衷心學者的關系，同時還論述了其主情的哲學傾向。魏崇新《市井新聲——三言二拍：人性復歸的呼喚》已將陽明心學與資本主義萌芽作為“三言”產(chǎn)生的兩個前提，作者認為：“王陽明哲學是市民哲學的先導，泰州學派是市民哲學的代表，李贄等‘異端’思想家是市民思想的代言人。”^②盡管其主旨依然關注市民傾向，但畢竟與心學思潮聯(lián)系起來。臺灣學者王鴻泰的《“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一書，是專門探討心學與“三言二拍”在價值觀上的內(nèi)在關聯(lián)的，作者認為：“在明代后期學術思想發(fā)展的主要脈絡可以由理學發(fā)展中王學的出現(xiàn)與演變來掌握，而這個理學的發(fā)展又可以由其主要辯證命題 ‘天理——人欲’的辯證來掌握，所以本論文乃以此為內(nèi)在綱領，在論述中將‘三言二拍’所反映的觀念扣合到‘天理一人欲’的辨證脈絡中來探討。”^③然后就從命運觀、情感世界、自我人格等方面探討其與心學的聯(lián)系。作者對心學的理解頗受李澤厚觀點之影響，沒有太多自我創(chuàng)獲，但結合“三言二拍”來研究，畢竟是一種深化與進展。其實，馮夢龍文學思想的核心是其“情教說”，學術界已對此做出過許多研究，但大多是從反封建禮教角度立論，強調(diào)的是對情欲的肯定，對于它和陽明心學的關系則少留意。如果從晚明的整個文化背景看其“情教說”，就會發(fā)現(xiàn)馮夢龍將情作為貫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等關系的核心，就知道它與心學所強調(diào)的真誠意愿與飽滿情志的主體道德哲學亦即“致良知”的路徑是一致的，也是將外在倫理內(nèi)化為主體意志的心學設想。而馮夢龍的通俗小說觀念也是與王學的平民化密切相關的，即強調(diào)通俗與教化的雙重特性。因此，將“情教說”與心學相聯(lián)系，并將其與作者的小說觀及“三言”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研究，也許會取得更大成績。

注釋

① 參見“小說卷”第六章,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① 劉勇強《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記新說》第50頁,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② 均載《西游記文化學刊》第1輯,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③ 張錦池《西游記考論》第289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① 《福建論壇》1987年第4期、1988年第4期。② 第8頁,陜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③ 第41頁,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