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魏晉南北朝文學·佛教與文學活動·佛教與文學集團:會稽集團——竟陵八友——蕭統集團——蕭綱、蕭繹集團——陳叔寶集團

魏晉南北朝是諸多文學集團產生比較集中的一個時期^①。這些文學集團的產生和活動正好與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興盛相適應。一種宗教只在民間傳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邊緣文化。只有進入了知識上層，才有可能沖擊、改變、參與主體文化，成為主體文化的組成部分。所以，佛教的傳播者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在民間擁有大量的信眾后，便開始直接向文人滲透。

(一)東晉會稽文學集團

永嘉之亂后，南下、過江僧人或仿效名士之清談，或比附名士之風范，或迎合名士之思想，或參與名士之唱和，總之是竭盡全力與文人打成一片^②。他們首先靠攏的便是其時活躍在會稽的文學集團。會稽文學集團以著名文藝家王羲之為首，主要成員有謝安、謝萬、孫綽、許詢、徐豐之、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謝尚等四十余人。他們以會稽蘭亭為聚會之點，吟詩唱和，“暢敘幽情”^③。這么大的文學聚會，正是詩僧參與的大好機會。當時著名詩僧支遁等便融入其中^④。他不僅與名士唱和，還與他們談玄論道，游山玩水^①，給文人名士們添加另一種情趣。

(二)晉末廬山文學集團

廬山文學集團不同于會稽文學集團的是，其盟主不是文人名士，而是由著名僧人慧遠來擔任。由于慧遠為當時南方佛教叢林的領袖，文人名士不期而至，望風遙集。著名者有劉遺民、周續之、畢穎之、宗炳、雷次宗、張萊民、張季碩、王齊之、謝靈運等。廬山文學集團的基本性質是宗教性的，其文學審美活動都是為宗教服務的。慧遠本人就特別喜好文學創作，但他把文學審美活動與佛教信仰和實踐活動緊密結合起來。如其門下有關于“念佛三昧”的集體詩歌創作，并輯錄成冊。慧遠則以飽滿的熱情，欣然為之寫了《念佛三昧詩集序》，充分贊揚了這種以詩的形式，體悟佛教精義、抒發虔誠信仰的有效活動。遺憾的是，這一詩集僅存王齊之的《念佛三昧詩》四首。廬山集團文學審美活動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借游覽山水而體悟佛陀法身之神明和神趣。現存《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載釋法師“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因詠山水”而游石門。他們“眾情奔悅，矚覽無厭……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邪……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②!這一文學審美活動，把文學直接導向了宗教的范疇，同時也為文學進一步獲得認識山水、觀照山水的獨立意義而作了理論和實踐的準備，也為晉宋山水文學流派的產生奏響了序曲。

(三)宋初藩王文學集團

劉宋初期，諸藩王竭力招攬文學之士，特別是士族文人，爭取其支持，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臨川王劉義慶、廬陵王劉義真、建平王劉景素等各自擁有龐大的文學集團。其中，劉義慶、劉義真的文學集團聲勢最大。由于劉宋諸王皆信佛教，故其文學集團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宣傳佛教。劉義慶主持、門下眾文人編纂的《幽明錄》《宣驗記》等志怪小說以佛教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的思想為主題，把佛教理論具體化、形象化、生動化，從文學角度極大地宣傳了佛教的神威。這需要文人們把佛教三世輪回和因果報應的理論融會貫通，并搜集現實有關材料加以驗證。劉義真文學集團的主要成員都是佛教信仰者，他們或為出家人，或為在家居士，其佛教活動十分頻繁，如謝靈運、顏延之、慧琳等。這樣的文學集團，不論是宣揚佛教，還是文學創作，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融會二者的精華。

(四)蕭齊東宮西邸文學集團

蕭齊皇室尤愛文學。東宮太子蕭長懋、竟陵王蕭子良廣納文學名士，著名者有“竟陵八友”等，遂形成龐大的文學集團。因蕭長懋和蕭子良兄弟二人感情甚篤，東宮、西邸成員多有交叉，其活動也多在一起。東宮、西邸文學集團因盟主“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李延壽《南史》卷四四《文惠太子傳》)，故其成員尤其是“竟陵八友”也與佛教保持密切的聯系，其文學活動多與佛教有關：一、永明七年(489)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于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慧皎《高僧傳》卷十三《僧辯傳》)。這次作聲，與此前永明五年(487)蕭子良“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①活動，都對東宮、西邸文學集團成員認識漢語音律和詩歌新體的產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二、永明七年十月的大法會，“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余人”^②參加，文人周颙奉命作《抄成實論序》。三、自覺恪守佛教戒律，將佛教戒律奉為衣食住行的指南^①。子良著《凈住子凈行法》，其中有《十種慚愧門》《極大慚愧門》《戒法攝生門》等;沈約作《究竟慈悲論》《懺悔文》《八關齋詩》等，盛贊精進持戒。四、集體創制法曲樂歌。《南齊書》卷一一《樂志》：“《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為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樂官也。”今存王融、謝朓所作法曲各10曲，而其他人之所作均佚。五、組織集體創作“釋氏輔教”小說《冥驗記》或《宣明驗》等，以故事形式“征明善惡，勸戒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悟”^②。總之，東宮、西邸文學集團是自覺把佛教與文學很好地結合起來的一個典范，極大地推動了佛教邁向文學園地。

(五)蕭梁文學集團

蕭衍建梁，繼續廣納文學之士，原竟陵八友除了王融、謝朓死于蕭齊外，沈約、范云、任昉、蕭琛、陸倕均與蕭衍一起入梁，并成為蕭衍朝政的政治臺柱和文學侍臣。其他如王僧孺、劉孺、張率、劉孝綽、王規等文人都是蕭衍文學集團的成員。蕭衍好文學，遺傳子弟。昭明太子蕭統、晉安王蕭綱(后為太子及簡文帝)、湘東王蕭繹(后為元帝)也尤愛文學，招延文士，各自擁有龐大的文學集團。蕭統周圍有王筠、陸倕、到洽、殷蕓、張緬、張纘、劉勰等;蕭綱門下有徐摛、庾肩吾、張率、陸杲、劉遵、劉孝儀、劉孝威、鮑至、徐陵、庾信等;蕭繹手下有劉之遴、劉孺、劉孝勝、劉孝先、裴子野、劉顯、蕭子云等^③。蕭梁幾個主要的文學集團因盟主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①，所以，他們的文學活動大多與佛教聯系在一起。如，對法會盛大場面的描繪，對佛寺莊嚴空靈的贊嘆，對戒律嚴格奉持的決心^②，對僧人無束自在生活的向往等等。這些均構成了文學集團成員創作的重要內容。

(六)陳后主文學集團

梁滅陳興，諸帝均好文學，后主陳叔寶更有過之。在他周圍經常有一群宮廷文學侍臣如陳暄、孔范、王瑳、江總等^③。后主做太子時即與名僧智��有深交。江總則家世奉佛，“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余入鐘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姚思廉《陳書》卷二七《江總傳》)。陳后主文學集團的文學活動十分單調，主要是將描繪宮廷女性與崇尚佛教結合起來。所謂“三空豁已悟”，“平生忘是非”(江總《游攝山棲霞寺詩》，道宣《廣弘明集》卷三○)，不過是他們窮奢極欲地描寫女性、發泄個人內心未被滿足的肉欲情結的保護傘。

要之，佛教與文學集團的活動有這樣一些特點：一、佛教信仰成為文學集團中文人相互聯系和相互交流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支柱;二、佛教為文學集團的活動提供場所和條件;三、佛教的自然觀與文人的山水審美的內在聯系使得二者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拉近了文人與僧人的關系;四、佛教的某些思想成為文學集團創作活動的一時的主題，引發了文學集團內部的仿效，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文學集團內在的凝聚力。

注釋

① 參見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有關條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③ 王羲之《臨河敘》,《世說新語箋疏》下卷上《企羨》注引。④ 王隱《晉書》:“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陰之蘭亭。”(《太平御覽》卷一九四引)。① 《晉書》卷七九《謝安傳》:“(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②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3冊《全晉文》卷一六七。① 蕭子顯《南齊書》卷四○《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傳》。② 僧祐《略成實論記》,《出三藏記集》卷一一。① 蕭子顯《南齊書》卷四○《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傳》:“子良敬信(佛教)尤篤,數于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眾僧,至于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蕭子顯《南齊書》卷四一《周颙傳》:“(周颙)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姚思廉《梁書》卷一三《沈約傳》:“(沈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② 唐臨《冥報記序》,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八。③ 普慧 《齊梁三大文學集團的構成及其盟主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2期。① 魏收《魏書》卷九八《蕭衍傳》:“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慧約傳》:“皇儲已下,愛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② 姚思廉《梁書》卷三十六《江革傳》:“時高祖盛于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革因啟乞受菩薩戒。”③ 參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岳陽王叔慎傳》、卷二七《江總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