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文獻·隋唐五代文學與歷史文獻·石刻

隋唐五代崇尚刻石埋銘。石刻品目繁多，較主要的，一是陵墓前的神道碑，僅限于有顯赫官位者可立;二是藏于墓穴中的墓志銘，士庶皆可，形制不一，僧人塔銘為其變體;三是造像記，是凈土崇拜興盛后的產物，文字大多較簡率，內容均為禳災祈福之類，有文學價值的不多;四是刻經，儒家有開成石經，佛家有房山石經，中唐密宗興起后，流行刻《尊勝陀羅尼經》和經幢，存下來的很多;五是詩詞題名，唐代還不算極盛，但與文學多有密切聯系。宋代金石學興盛，漢唐石刻發現很多，在歐陽修《集古錄》(《歐陽文忠公文集》本)、趙明誠《金石錄》(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金文明校證本)、朱長文《墨池編》(《四庫全書》本)、鄭樵《通志·金石略》(中華書局1995)、闕名《寶刻類編》(《粵雅堂叢書》本)、陳思《寶刻叢編》(《十萬卷樓叢書》本)、王象之《輿地紀勝·碑記》(《粵雅堂叢書》本)等書記錄了數以千計的唐代碑石，只是可惜當時沒有人像洪適《隸釋》錄漢碑文字那樣錄出唐石刻文字，至今宋人所見十之八九已不知所在。元明兩代石學不盛，可提的只有篇幅不大但錄唐詩文頗多的陶宗儀《古刻叢鈔》(《知不足齋叢書》本)，以及趙崡的《石墨鐫華》(《知不足齋叢書》本)。清代金石學鼎盛，研究唐石有四類著作值得重視：一是目錄類，如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平津館叢書》本)、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同治刻本)、吳式芬《捃古錄》(光緒刻本)等，記錄唐石數量很可觀;二是題跋類，重要的有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四庫全書》本)、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曝書亭集》本)、葉弈苞《金石錄補》(《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嘉定錢大昕全集》本)、武億《授堂金石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等，多出名家之手，頗多特見;三是地方金石類，如阮元《山左金石志》(嘉慶小瑯嬛仙館刊本)《兩浙金石志》(文物出版社影印道光刊本)、沈濤《常山貞石志》(道光刊本)、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影印光緒刻本)、劉喜海《金石苑》(錄四川石刻，道光來鳳堂刊本)等，石刻散在各地，地方的收集常有稀見的珍品;四是集大成的錄文匯跋類，王昶《金石萃編》(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掃葉山房本)盡管錄文未盡臻善，但在金石史上，確是劃時代的著作，稍后的陸耀遹《金石續編》(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掃葉山房本)、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希古樓刻本)和《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稿本)、端方《匋齋藏石記》(商務印書館1911年石印本)等，所收都極其豐富。民國間，因隴海線施工，北邙古墓群多被發現，加上各地的陸續新獲，隋唐碑石有許多新的發現。羅振玉在中原一帶廣收碑拓，所得甚豐，先后編印《芒洛冢墓遺文》(五編)《東都冢墓遺文》《山左冢墓遺文》《襄陽冢墓遺文》《鄴下冢墓遺文》《廣陵冢墓遺文》《京畿冢墓遺文》《中州冢墓遺文》《唐三家碑錄》《昭陵碑錄》《海東藩閱志存》(羅氏各書均有自刊本)等大量專書，保存了可觀的唐人文字。民國間張鈁《千唐志齋藏志》收唐志達一千二百多方，李根源《曲石藏志》數量雖少，頗具精品，如著名的《王之渙墓志》《泉男生墓志》皆為其所有。張、李二家藏志當時曾傳拓多本，分售各大圖書館，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分別由文物出版社和齊魯書社影印出版。80年代之后，因考古發掘工作的展開和影印技術的普及，先后出版的匯錄大宗隋唐碑志者有 《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隋唐五代墓志匯編》(天津古籍書店1991)《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陜西、重慶分冊)》(文物出版社1994—2002)《洛陽新獲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等，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參考的需要。據石刻錄文的著作，則有周紹良等編《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和《唐代墓志匯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錄墓志五千多方; 吳鋼主編 《全唐文補遺》(三秦出版社1994—2000)七冊，均取石刻，存文約4200篇。石刻文獻中記錄了大量顯宦名臣的事跡，保存了許多重要作家的逸文，其本身也多可考見當時的社會風俗和文風變化，對文史研究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