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社會文化

文學與宗教，作為人類最重要的兩種精神文化現象，從起源到發展，從思維方式到具體創作形態，都存在著交疊包容、互滲互動的關系，從宗教的角度看文學，或從文學的角度看宗教，皆可觸類旁通，加深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和認識。由于宋代宗教仍以道、釋兩家為主脈，本章僅限于探討宋代文學與道、佛兩教的關系。

宋代諸帝，皆崇道教，真徽二朝，號為極盛。真宗屢興土木，修建會靈、景靈、玉清、昭清多處宮觀，并虛構出道教天尊趙玄朗作為趙氏始祖，尊為“圣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他還和大臣王欽若、丁謂及道士一起策劃了一次又一次降符箓天書的鬧劇，為趙氏王朝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環。徽宗也屢屢編造“天神下降”的神話，崇信道士，屢加封賞，廣建道觀，不惜財力，還為道教人物加封賜號，制定道教節日，設立道學制度，仿照朝廷官吏品秩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政和七年四月，徽宗甚至諷道箓院，上章冊己為道君皇帝，態度狂熱。佛教雖無法像道教那樣直接與宋帝攀上親戚，但由于傳統力量的影響，其實際勢力遠超道教。終宋一朝，僧道數目比例大致維持在二十比一。以對道佛態度最為理性的高宗朝為例，紹興二十七年八月，高宗問宰臣賀允中僧道之數，允中曰：“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宋會要·道釋》一之三四、三五)因此宋朝諸帝對佛教亦很重視。真宗天禧五年，天下已有僧397 615人，尼61 240人，寺院近四萬所。宋代佛教之盛，由此可見一斑。

絕大多數統治者崇道奉佛的真正原因，不僅在于宗教能夠滿足統治者個人的精神需要，更重要的是宗教能夠對王朝統治起到積極的維護作用。宋太宗曾公開對宰臣宣稱：“佛圖之教有俾政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宋真宗《崇釋論》也說：“奉乃十力，輔之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因此，宋朝帝王的崇道奉佛除極少數帝王(如徽宗)外，多從義理上弘揚而非行為上皈依。典型的如宋太宗，他以現在佛自居，不拜佛像，從佛教義理著眼，不迷信一般的功德之說。這種態度勢必影響到文人對宗教的接受心態，促使文人對道佛思想接受的內在化。宋朝帝王又大多愛好學術，精通內典，常和道、佛宗師談禪論道，有的還寫有歌頌道、佛的詩文，與群臣互相唱和。宋太宗寫有 《蓮花心輪回文偈頌》《秘藏詮》《緣識》等論佛贊法之作，和其贊揚道教的作品《逍遙詠》合匯為《妙覺集》，宋真宗亦著有弘揚佛法之作《法音集》，后皆編入大藏。

不論統治者真實的動機如何，崇道奉佛的政策舉措客觀上卻有利于道、佛思想的傳播，使文人士大夫得以吸收豐富的宗教文化資源，并在文學創作中作為一種精神潛流曲折傳達出來。這種精神潛流包蘊繁富，復雜難明，因為道、佛各自的文化形態都是一個自足完整的系統，而系統思想的表達需要一系列符號的組合，不同的系統中，符號所承擔的任務和產生的功能不同，對文學的影響也就有所差異。道、佛兩教文化系統存在著各自的子系統，諸如經文系統、義理系統、人物系統、信仰系統、儀式系統、寺觀系統、地域系統、語言系統、體裁系統等等。各個子系統又有自身的符號系列，彼此之間也往往存在著互為交叉的關系，對文人心理及其文學創作的影響紛繁多樣。篇幅所限，我們只能粗線條地從道佛文化底色中的文學理論、道佛思想對文人心靈及其創作的影響、道流和僧人的文學創作三個方面探討宋代文學與宗教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