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tǒng)·從總體上看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tǒng)·溫柔敦厚的詩教

中國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tǒng)，這就是溫柔敦厚的詩教。所謂“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毛詩正義》卷一)，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要求創(chuàng)作要做到怨而不怒。在理學一步步占上風的宋代，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雖然不是每一位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做到了“溫柔敦厚”，但確實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體現(xiàn)出這種特點。就詩歌而言，宋詩的代表人物黃庭堅對此就有過明確的論述。他說：“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發(fā)為訕謗侵凌，引領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憤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為了這一“詩之旨”，他甚至批評他的老師蘇軾：“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答洪駒父書》)由于有著這樣明確的理論，明確的觀念，宋人的作品中也就很自然地體現(xiàn)出這一特點了。

這種傳統(tǒng)的儒家的詩教觀，甚至還滲透到了原本并不 “言志”也不“載道”的“小詞”中。這表現(xiàn)在：其一，由于詞體在宋代始終未能徹底擺脫“詩余”、“小道”的地位，所以從北宋到南宋，一直有詞人在創(chuàng)作之后“自掃其跡”(胡寅《向薌林酒邊集后序》)，或是“晚而悔之”(陸游《長短句序》)。其二，表現(xiàn)在對詞作的評價上，比如對一向宣稱創(chuàng)作隨興而發(fā)、不甚掩飾的蘇軾的詞作，曾豐也認為其“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觸興于驚鴻，發(fā)乎情性也;收思于冷洲，歸乎禮義也”(《知稼翁詞集序》)。神宗皇帝也從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蘇軾終是愛君”(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三一)。其三，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理論中，比如林景熙就指出：“樂府，詩之變也。詩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 豈一變?yōu)闃犯隋崤c詩異哉?”(《胡汲古樂府序》)劉克莊更是認為出色的詞作應該是“借花卉以發(fā)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劉叔安感秋八詞跋》)。其四，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中，即如豪杰詞人辛稼軒，其內(nèi)心深處有著太多的怨憤之氣，但其所作則難見叫囂怒罵。他的名作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等，也都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用“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xiàn)出來。這些，都足以證明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在宋代文學中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