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兩漢文學思想·兩漢文學思想·“緣事而發”的樂府詩學觀與班固的詩學批評

繼《詩經》《楚辭》之后，兩漢樂府詩作為一種新的詩體，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又一范本，表現出純真樸拙、雅俗交融的藝術魅力。一方面，它體現了漢樂府遠離儒家經學重壓的民間特性，是民間文藝對宮廷文藝的滲透，呈現出俗曲雅化的趨勢。樂府詩是入樂的聲詩，其聲調之變突破詩騷，別開生面。“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眾聲兼容合于樂府，體現大一統政治下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借助于樂府政治職能的力量，樂府詩的地位得以提高，文人亦參與到創作當中，客觀上促進了文人樂府詩的派生和發展。

兩漢樂府詩以敘事詩成就最為突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是其基本創作思想。它使得詩歌既注重對社會生活的關照和描繪，又強調創作主體的真實生活感受。詩中鋪陳場面、詳寫服飾儀仗以及形容體貌，表現手法上同漢大賦一樣重形式，反映出時代特有的大、全、美的審美取向。另外，漢樂府也反映出文學思想的漸進。樂府詩大多不追求人物、故事的完整，而是刪汰情節，只捕捉渲染最能體現主觀情志的生活場景，只有當作家產生關照人物性格命運的文學自覺的時候，人物的性格沖突和事件的發展過程才會被重視。《孔雀東南飛》就是表現這一文學觀念的成熟的標志。

漢代樂府詩的搜集、整理、創作，客觀上促進了詩歌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從班固對《詩經》及漢樂府的評論介紹中，我們能看出這一點。首先，班固進一步明確現實生活對詩歌創作的重要意義：“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漢書·藝文志》)“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遂成為后人對漢樂府的定評，它一方面明確樂府詩為真情流露，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其受現實感發的創作動因。其次，班固意識到了各地不同的自然環境、民俗風情對詩歌內容及風格特色產生的重要影響，“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漢書·地理志》)。據此他評論《詩經》，認為豳地之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齊地有良好的文化根基，“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故其詩為舒緩之體;而鄭地“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因此鄭聲“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這種分析有時雖不免失之簡單，然而卻試圖從另一種途徑切入詩歌本質，顯然是對詩歌認識的進一步深入和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