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書法篆刻·魏晉南北朝書法

從漢末到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傳統的儒學受到沖擊，學術思想比較自由，再加上書寫材料如紙的普及等因素，就使得書法轉入文人之手，并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出現了張芝、鐘繇、王羲之父子等一批名傳千古的書法大師。

曹操于東漢建安十年(205)下令禁止立碑，晉代和南朝重申此令，故從漢末戰亂直至南朝陳亡的400年間，碑刻極少，只有少數皇帝特許者例外。但這些特許的碑刻，如曹魏的《上尊號碑》、《受禪表》、《孫夫人碑》，東吳的《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等，都是當時高手所寫，故可以代表當時碑刻的水平。總的來說，這些碑刻嚴整有余、靈動不足，已顯示出隸書向楷書轉變的跡象。另一方面，由于書法本身的藝術性不斷加強和相應的物質條件的成熟，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使他們醉心于此。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家甚多。漢末、三國時有張芝、蔡邕、劉德升、師宜官、梁鵠、邯鄲淳、衛覬、鐘繇、胡昭、韋誕、皇象等，西晉時有衛瓘、索靖、陸機，東晉時有王廙、王導、衛夫人、庾翼、王羲之、謝安、王獻之、王珉。南朝有羊欣、王僧虔、蕭子云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張芝、鐘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獻之等人。

張芝，字伯英，敦煌人，徙居弘農華陰(今屬陜西)，生年不詳，約卒于獻帝初平中(約192年前后)。曾被征為有道(漢代選舉科目之一)，不就，以高尚不仕為人所稱。善草書，“精熟神妙，冠絕古今”。被譽為“草圣”。但至少在唐初，他已沒有可靠的作品傳世。現《淳化閣帖》所收五帖，除一章草《秋涼平善帖》外，均被米芾等辨為張旭書。

鐘繇(151～230)，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官至太傅，人稱鐘太傅，是曹魏的開國重臣之一。他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合稱“書中四賢”，又同王羲之合稱“鐘王”。鐘繇正處在由隸書向楷書的轉變時期。羊欣說他善三體書，即銘石書(隸書)、章程書(楷書)和行狎書(行書)，尤以對楷書的貢獻最大。《宣和書譜》說：“楷法，今之正書也。鐘繇《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說明當時新出現的楷書，在他手里才寫出了法度并基本定型。但由于時代關系，他的楷書仍帶有較濃厚的隸書筆意。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一文提到上谷王次仲創造了一種“八分楷法”，有人認為，鐘繇的《賀捷表》(圖80)應是這種“八分楷法”的代表。關于鐘繇書法的特點，梁武帝曾形容為“如云鶴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張懷瓘說：“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茂密幽深、具有一種古雅情趣，是鐘繇書法的主要特點。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有《賀捷表》(即《賀克捷表》、《戎路表》)、《薦季直表》、《力命表》、《還示表》，以及王羲之臨寫的《尚書宣示表》、《丙舍帖》等。其中《賀捷表》書于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是鐘繇得知蜀將關羽被擒殺時所寫的捷報。現在只有刻本傳世。它是最能代表鐘書風格的作品。另有《薦季直表》是推薦早已辭官的舊臣季直重新出來作官的表奏。原墨跡本曾入清內府，圓明園被毀時被英兵劫出，后為私人收藏，原跡現已爛毀，僅有一幅照片存世。此帖在明代曾刻入《真賞齋帖》，清代刻入《三希堂帖》，列諸帖之首。此帖歷來倍受推崇，如明王世貞說，世有此墨跡，可“不再知有《淳化閣》”。

皇象，生卒年不詳，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三國時東吳著名書法家。曾官侍中、青州刺史。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他的章草與當時曹不興的繪畫、嚴武的圍棋等七人的絕技，并稱“八絕”。皇象的章草妙入神品，其代表作是《急就章》。《急就章》是古代的識字課本。現在傳世的書法家所寫的《急就章》以皇象所寫最早。其刻本又以“松江本”最為著名。原刻石現藏上海市松江縣博物館。字數多達1 394個。筆畫清朗、結體規范，是學習章草的良好范本。皇象的字特點鮮明、成就甚高，曾得到歷代書家的好評。如南朝宋羊欣說：“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唐竇臮形容他的字“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

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人。張芝之姊孫。西晉時官尚書郎、酒泉太守、征西司馬等。他同另一書家衛瓘同在尚書臺任職，人稱“一臺二妙”。善章草書，入神品。他的草書與張芝相比各有千秋，人謂“精熟至極，索不及張;妙有余姿，張不及索”。他自己形容自己的字為“銀鉤蠆尾”。梁武帝評其書為：“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代表作品是《月儀帖》，共11章，是一長篇巨制。波磔尖銳而無一毫纖弱之感。可以印證其“銀鉤蠆尾”的自評十分中肯。他的傳世作品還有《出師頌》、《七月帖》等。

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人。祖陸遜、父陸抗，都是東吳名將。陸機本人是著名文人，吳亡入晉后官平原內史、前將軍等。他的《平復帖》是至今保存的最早的文人墨跡。《平復帖》(圖81)紙本，9行84字。內容為寫給朋友的一封信。書體為章草。使用禿筆，筆畫老健，如盤絲屈鐵，頗為耐看。但字形有些古拗難讀。南齊王僧虔曾評他的字說：“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可見他的字具有較強的地方特色。此帖系原作，對研究當時的書體、紙墨等都有參考價值。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原籍瑯琊臨沂(今屬山東)，后徙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他生長于權傾人主的王氏大族，曾官秘書郎、征西長史、臨川太守、江州刺史、護軍將軍、會稽內史、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永和十一年(355)，因與王述不合等原因，誓墓不仕，在郡優游以卒。王羲之是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最大的書家，被譽為“書圣”。他的書法被稱為“古今之冠冕”，“盡善盡美”。

王羲之幼年曾從叔父王廙和衛夫人學書，約40歲時，其章草已可同張芝媲美。后來又創造了一種遒媚流便的新體。晚年到會稽以后，書法藝術發展到高峰，留下了許多書法藝術精品。梁武帝蕭衍評其書說：“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唐太宗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孫過庭說他晚年的字“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又傳說他的字可以“入木三分”。總之，他的字氣勢雄強、變化豐富、風韻瀟灑，意趣悠長。

王羲之的書法原作現已一件無存，但摹拓、臨寫的本子，包括傳為他的作品的墨本和刻本還有不少，總數有數百種。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墨本《姨母帖》、《初月帖》、《喪亂帖》、《孔侍中帖》、《奉橘帖》、《遠宦帖》、《寒切帖》、《上虞帖》，臨寫本《蘭亭序》，刻帖《十七帖》、《知庾丹陽帖》、《王略帖》，小楷《黃庭經》、《樂毅論》，集字《懷仁集圣教序》以及《吳文碑》等。《姨母帖》和《初月帖》原載唐萬歲通天帖，為武則天按照王羲之后人王方慶所進王氏一門書翰集原作勾摹，勾摹之精為諸帖之冠。《姨母帖》(圖82)字形較為古樸，但風神高雅，估計其書寫時間可能較早。《初月帖》因自稱“山陰王羲之報”，應屬于他晚年所寫。此帖筆畫、字形變化之大，為他帖所未見。《喪亂帖》在中唐以前已傳入日本，勾摹亦很精到。從內容來看，書于永和七年(351)至十二年，亦屬于其晚年作品。刻本以《十七帖》最有代表性，是根據唐代原卷上石，內容為王羲之寫給老友周撫的書信集，書于永和三年至升平五年(361)他逝世為止。亦屬于他晚年作品。是最能代表王書風格面貌的作品。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即最小的兒子。官至中書令。因他死后，族弟王珉繼任其官，故世稱他為“大令”，珉為“小令”。他的書法與其父羲之齊名，世稱“二王”。又為“四賢”之一。

王獻之是一個早熟的書家，少年時書已“有意”，后在王羲之基礎上采用“藁行之間”的體式，創造了一種更姿媚流便的書體。羊欣說：“獻之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另外，王氏父子的用筆方法有所不同，羲之用內擫法，筆畫比較含蓄;獻之用外拓法，一筆直下，很少旋轉，顯得英發駿快。另外，羲之草書字字獨立，很少牽連;獻之則連字較多，有“一筆書”之稱。從現有書跡來看，王羲之的字尚有一定程度的隸書筆意，王獻之的字則完全去掉了隸書筆意。王羲之死后，王獻之的字曾大行于世，南朝宋、齊兩代，形成“比世皆尚子敬書，……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的情況。以后經過梁武帝和唐太宗兩個皇帝的提倡，王羲之的地位才穩定下來，并使較多的作品得以流傳至今。

王獻之的作品傳世不如羲之多，但也有百帖上下。著名的有《廿九日帖》、《洛神賦十三行》、《鴨頭丸帖》、《十二月帖》、《中秋帖》等。《廿九日帖》原載《萬歲通天帖》，勾摹精良。字形略扁，有些字和北朝碑刻相近。有人認為是其早年作品。《洛神賦十三行》(圖83)小楷。原墨跡早佚，現只存有刻本。此帖藝術性極高，筆畫精嚴挺健，字形或大或小，蕭散逸宕，章法亦顧盼有姿。《中秋帖》，曾被乾隆皇帝列為“三希”之一，視為獻之真跡。實際那是米芾的節臨本，米味甚重。《中秋帖》的原本是《十二月帖》。該帖曾為米芾所藏，刻入《寶晉齋帖》。比較起來，還是《十二月帖》更能反映獻之本來面貌。

王珣《伯遠帖》也是東晉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書法作品。《伯遠帖》(圖84)是著名的“三希”之一。“三希”中惟此帖是晉人原作，故極為世重。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名法護。官至尚書令。是王獻之的族兄弟。其祖王導、父王洽、弟王珉都是書法家。董其昌曾評《伯遠帖》說：“王珣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王珣比王獻之晚卒15年，此帖可作為研究東晉中晚期書法面貌和筆墨紙張情況的參考資料。

自晉室南遷至宋齊梁陳五朝，南北隔絕長達260余年。由于南北雙方民族、地域以及人文制度的種種不同，在書法上也表現出不盡相同的風格趨向。晉和南朝禁碑，故碑刻極少，而帖學比較發達;北朝無禁碑法令，佛教又比較發展，故碑刻、墓志和石窟造像題字十分豐富，而文人的墨跡，至今沒有發現。故阮元曾有“南帖北碑”之說。北朝著名的碑刻甚多，如《中岳嵩高靈廟碑》、《龍門廿品》、《石門銘》、《鄭文公碑》、《張猛龍碑》、《張玄墓志》、《敬使君碑》、《李仲璇碑》、《王偃墓志》、《朱岱林墓志》、《泰山經石峪》、《匡喆刻經頌》、《賀屯植墓志》、《西岳華山廟碑》等等，不一而足。

關于北碑總的特點，北碑的倡導者包世臣和康有為都曾有過論述。如包世臣說：“北朝體多旁出”;“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康有為更將北碑的優點歸納為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志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這些評論，未必都很準確，但也反映了北碑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特點。北碑中最能體現這些特點的代表性作品有《始平公造像記》、《石門銘》、《鄭文公碑》、《張猛龍碑》、《張玄墓志》、《泰山經石峪》等。

《始平公造像記》(圖85)，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孟達文、朱義章書。原刻在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內。此造象記在北碑中是比較早的。一般題字都是陰刻，惟此題字是陽文。筆畫方嚴峻峭，有鮮明的陽剛之美。康有為曾評論說：“遍臨諸品，終于《始平公》，極意疏蕩，骨格成，體形定。得其形雄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此刻可作一類北碑的代表。

《石門銘》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刻于陜西漢中石門之摩崖上，現移入漢中博物館。王遠書丹，武阿仁刻字。王遠，太原人，當時任梁、秦二州典簽(處理文書的小官)，地位不高，但此刻水平之高，廁入書法大家之列亦毫不遜色。字跡飄逸超脫，格調甚高。曾被康有為列為“飛逸渾穆之宗”。

《鄭文公碑》即《鄭羲碑》，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刻。共有內容相同的上、下兩碑。上碑在山東平度天柱峰;下碑在山東掖縣云峰山，均為鄭道昭書。鄭道昭，字憘伯，滎陽開封人，曾官國子祭酒、青州刺史等。葉昌熾謂此碑“筆力之健，可以犀兕，搏龍蛇，而游刃于虛，全以神運”。楊守敬認為：“云峰鄭道昭諸碑，遒勁奇偉，與南朝之《瘞鶴銘》異曲同工。”

《張猛龍碑》，北魏正光三年(522)立。這是北碑中最有代表性的碑刻。康有為把它列入“正體變態之宗”。楊守敬認為它“整練方折，碑陰則流宕奇特”。也有人認為它“雄奇俊偉，在魏石中應首屈一指”。

《張玄墓志》，北魏普泰元年(531)刻。原石早佚，現只存一明拓剪裱本，藏上海博物館。此志是北魏著名碑刻中最晚的一個，藝術上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何紹基說：“化篆分入楷，遂而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泰山經石峪》，又名《泰山金剛經》。北齊時期刻。在泰山半腰斗母宮附近。字徑達50厘米，字數逾千。是現存摩崖刻經中規模和形制最大的。它可以代表一般刻經的特點。一般刻經，運筆都無明顯的頓挫、轉折圓緩，從容安詳。此刻字徑雖大，但沒有一點火氣。這同佛教教義精神也是很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