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史官史學·史官史家

中國古代史官建置甚早，這是中國素以史學發達著稱于世的原因之一。據《周官》、《禮記》等書所記，三代所置史官名稱甚多，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別。史官職責亦各有異：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曲禮上》還說：“史載筆，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這說明史官對所記之事是有選擇和有區別的。在最早的古代歷史文獻之一《尚書》中，有多處提到“冊”與“典”。如《尚書 · 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和典，當是兩種官文書，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不同形式的體制，其詳情尚有待研究，它們同史官職掌是有關系的。《尚書》中還多處記載了“史”或“太史”的活動，如《金滕》稱，“史乃冊祝”;《顧命》稱，“太史秉書，由賓階，御王冊命”;《立政》稱，“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史官在這里要參與冊祝、決獄等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還有一種神職的性質。史官的這種性質，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從確切的文獻記載來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歷史見識的史官。《國語·鄭語》記他同鄭桓公論“王室將卑，戎狄必昌”諸侯迭興的談話，是先秦時期很有分量的政論和史論。周代還有 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史官，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國國史的撰寫相關聯的。《左傳·昭公二年》(前540)記晉國韓宣子聘于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說明史官又有保管歷史文獻的職責。春秋時期著名的史官，晉國有董狐、史墨，齊國有齊太史、南史氏，楚國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筆直書而被孔子稱為“古之良史”，孔子盛贊其“書法不隱”的精神。齊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樣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又“以朝夕獻善敗”于楚君，使楚君“無忘先王之業”，而被譽為楚國一“寶”。他是 一位知識淵博、通曉治亂興衰之理的史官。處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對歷史變化有深刻認識的史官，他說過這樣的名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左傳 · 昭公三十二年》)這些史官的思想和業績，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不小的影響。又如“君舉必書”(《左傳 · 莊公二十三年》)這樣的優良傳統，也是在春秋時期逐步形成的。隨著各諸侯國政權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貴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晉大夫趙簡子的家臣，他的職責是“墨筆操牘，從君之過。”(《韓詩外傳》卷七)晉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筆事君”(《國語·晉語九》)。秦、趙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秦王、趙王會于澠池。秦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國還有太史令之職。史載，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學》七章(《漢書 · 藝文志 ·小學類序》)。

先秦史官，名稱繁多，職掌亦甚廣泛，由漢至唐，又有許多變化。

漢承秦制，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 ～前110)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約前145或前135～?)繼其任。司馬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圖51)。遷卒，知史務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復掌史事，僅限于天文歷法職掌范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后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系。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32～92)以蘭臺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并增設佐著作郎8人，隸屬秘書。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于魏、晉而有所損益。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史通·史官建置》)。其間，關于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于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于規范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事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后參與史館工作，并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置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于門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而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復。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歷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之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相兼。

從史學的積累和發展來看，史官的職責包含兩個大的方面，此即劉知幾所謂“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第二是“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前者系“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為“后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這兩個方面，“論其事業，前后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史通·史官建置》)中國史學在這兩個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個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歷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書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這兩個方面，尤其是后一個方面做出杰出貢獻的史家，有許多是不曾擔任過史官職務的。換言之，史官當中固不乏優秀的史家，而優秀的史家則并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認識中國古代的史學，還必須充分認識到歷代都有很多并非身為史官的史家所作出的杰出貢獻。他們的業績，有不少是歷代史官所不及的。這樣的史家，先秦以孔子為代表。自漢迄清，代有其人，舉例說來，如荀悅、袁宏、裴松之、范曄、蕭子顯、李百藥、杜佑、王溥、劉攽、劉恕、鄭樵、胡三省、馬端臨、王圻、王世貞、李贄、陳邦瞻、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馬骕、谷應泰、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們的撰述，有許多都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第一流作品。還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于數量繁多的雜史、雜傳、野史、筆記、家史、譜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記述等，它們的作者，絕大部分亦非身為史官。這些史家，構成了龐大的中國史家群體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

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種種原因。出于皇命，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如荀悅(148～209)撰《漢紀》，即因漢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后漢書 · 荀悅傳》)《漢紀》一書，開編年體皇朝史的先聲。如裴松之(372～451)注《三國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南史·裴松之傳》)補史官之失，這是又一個重要原因。史官之職，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這就出現了“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的現象(《隋書 · 經籍志二 · 史部后序》)。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國史補》，即出于“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舊聞》，意在“以備史官之闕”;林恩撰《補國史》，也是以“補”國史為目的。明清之際談遷(1593～1657)所撰《國榷》，是這方面的杰作。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發展史學的自覺意識，是又一個重要原因。如鄭樵、馬端臨都推崇史學的“會通”之旨，前者繼承了《史記》之紀傳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通志》一書，其《通志·略》是對前人成果的重大發展;后者繼承《通典》之典制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文獻通考》一書，它在分門立目上也發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學誠繼承了《史通》之史學批評的傳統，寫出了《文史通義》一書，在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有許多創造性的發展。另外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會責任感和經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從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到顧炎武纂《天下郡國利病書》和王夫之撰《讀通鑒論》，這是貫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個優良傳統。以上四個方面的原因，只是一個大致的概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說到。僅此而論，已可看出史家與政治及社會的相互關系，以及史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和運動規律，它是史學發展和成果積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種種情況，有些在歷代史官當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學同政治的關系上，則表現得更為突出。還有一點是應當注意到的，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書。例如《史記》、《漢書》、《后漢紀》、《三國志》、《史通》、《貞觀政要》、《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名作，仍屬于私人撰述。而其亡佚的部分比流傳至今的部分，數量又大得多。

古代史官產生出中國最早的史家，而中國古代史家，卻并非都是史官。從廣義上說，中國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沒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輝煌的貢獻。劉知幾論史家的成就和影響之高低與異同說：“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 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史通·辨職》)他把“史之為務”劃分為三個層次，反映了他的史家價值觀，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筆直書的精神，同時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論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他說的這六個人中，相傳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馬遷并提。他說的周之史佚，據說是周文王、武王時的太史尹佚。《國語·周語下》記晉國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論，即“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恣。”這表明直到春秋時期，史佚還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劉知幾從上述三個方面來評論史家的成就及其社會歷史影響，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的史家批評論上還是第一次。其后，從理論上對史家進行評論，代有所出;而章學誠“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以才識、記誦判定史家成就、得失，這些都具有史家批評之方法論的價值。

中國歷史上有眾多的史家，中國史學中有豐富的評論史家的理論。3 000多年來，中國史家緊步中國歷史的足跡，記載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人類文明的發展留下了一部輝煌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