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論著。明凌濛初撰。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號初成，又名凌波，號波，別署即空觀主人。浙江義烏人。工于詩文，著述繁富，在小說、戲曲方面更精，著有短篇小說集《拍案驚奇》兩集，雜劇《驀忽姻緣》、《莽擇配》等。曾改編《玉簪記》傳奇為《喬合衫襟記》和評選南曲，編為《南音三籟》一書，《譚曲雜劄》即附刻于該書卷首。《譚曲雜劄》篇幅短小，其評曲標準首推本色當行，開宗便指出：“曲始于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此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學問，了無干涉也。”全書以此為準繩評價元曲和時曲，認為南戲“荊、劉、拜、殺”之所以為四大名作，就在于其“本色當行”，而《琵琶記》雖“長材”“猶不得與”。在對于時曲的批評中，《譚曲雜劄》最有價值的是對沈璟、湯顯祖和梁辰魚、張伯起等作家的評價。評沈璟：“沈伯英審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實、用套詞之非宜，欲作當行本色俊語，卻又不能，直以淺言俚句，棚拽牽湊。”既肯定了沈璟“審于律”的特色，同時又對其“俚俗句”入曲表示了不滿。認為湯顯祖“頗能模仿元人，運以俏思……惜其使才自造，句腳、韻腳所限，便爾隨心胡湊，尚乖大雅”，也既肯定湯氏之“才情”，又指出其不足。因而對于戲曲創作，凌氏比較贊同呂天成提出的“才情”和“格律”相結合的“雙美說”。在《譚曲雜劄》中，凌濛初提出“戲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則全傳可憎矣”的觀點有頗為重要的價值，他明確地提出從情節結構角度評判戲曲的新的批評尺度，所謂“搭架”既指情節內容，又指結構布局，這個觀點的提出對當時的曲壇還有針砭作用：“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無論，即真實一事，翻弄作烏有子虛，總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無。”

未見單刻本，僅有《南音三籟》附刻本，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1959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