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清葉燮撰。四卷。葉燮(1627—1703)，字星期，號已畦。江蘇吳江人。清康熙九年(1670)進士。官寶應知縣。后被劾棄官，歸居吳縣橫山，學者稱橫山先生。《原詩》分內外篇，附于《已畦文集》內。近人丁福保編入《清詩話》中。

這是一部能建立自己體系的精心著述，特別是內篇，突破了北宋以來一點一滴論詩的“詩話”體裁，能以文學史家的眼光，用長篇論述的方式闡明詩歌主張，其理論體系是相當完整的。

葉燮認為詩歌的發展，是“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明代擬古主義者將某一時代的詩歌奉為最高典范，進行“臨帖式”的摹仿。清代初年，仍有“模棱漢魏，貌似盛唐”的不良詩風。葉燮在《原詩》的開始，就著重批判了他們“《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余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后可”(卷一)的論調，指出“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卷一)。他認為《風》《雅》由“正”到“變”，是“時有變而詩因之”，是一種發展。詩既是因時而“遞變”的，因此一個時代的詩歌應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一個人的創作應有自己的特色：“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為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惟子昂能自為古詩，所以為子昂之詩耳。”(卷一)他肯定在“變”的過程中，“因”和“創”、“沿”和“革”的總趨勢是“踵事增華”，因時“遞變”，越變越好越豐富。他說，古代詩歌，“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于漢，又增于魏，自后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卷一)“夫惟前者啟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創之，而后者因之而廣大之。”“后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卷二)對繼承與革新、古與今的統一關系，提出了比較全面的看法。

葉燮認為詩歌所表現的內容應是客觀的事物——“理、事、情”。他說：“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卷一)他解釋說：“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后，夭矯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卷一)從這些比喻中可以看出，“理”是指事物發生、發展和變化的客觀規律，“事”是指事物的客觀存在，“情”是指事物的情狀、形態。葉燮認為，天地之大，古今之變，其道萬千，但都可以用理、事、情三者來概括。很顯然，這里所指的理、事、情，是包括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與此同時，他還強調事物“形體之萬殊”和“萬有之變態”，因此，反映“理、事、情”的詩歌，就必須多樣化，有新意，有獨創性。

葉燮認為，詩歌的創作，要“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惝恍以為情”。他說：“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詩歌怎樣“表天地萬物之情狀”呢?他對詩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認為詩人所表現的“理、事、情”，要“虛實相成”，“遇之于默會意象之表”，卻又更“妙于事理”。因此，詩歌的創作，要“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惝恍以為情”(卷二)。就是說，詩歌所表現的“理”，是“幽渺”的，是“至虛而實，至渺而近”，又能“灼然心目之間”。詩歌所表現的“事”，是“想象”的，并不是“有是事之為事”，而是“無是事之為凡事之所出”。詩歌所表現的“情”，是“惝恍”的，是隱隱約約，似曾相識，幾乎可以觸摸的。葉燮認為，詩人必須“得此道而通之”，寫出的詩歌才能“含蓄無垠，思致微渺”，“言在此而意在彼”，成為“理至事至情至”之作。這是葉燮對文藝創作的藝術構思、形象思維特點的探索。

葉燮認為，要寫好詩，詩人的“胸襟”——“才、識、膽、力”極為重要。詩歌反映的內容是客觀存在的“理、事、情”，那么，詩人怎樣才能將“妍媸萬態”、千變萬化的事物，通過自己的藝術構思，寫成好的詩歌呢?葉燮極為強調詩人的主觀作用，即詩人的“胸襟”問題。他將這歸納為“才”、“識”、“膽”、“力”。他認為，如果詩人沒有這種“胸襟”以為基，“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因為必須以“在我之四”(才、識、膽、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才能合而為作者之文章。就是說，客觀存在的“理、事、情”，必須通過詩人主觀的“才、識、膽、力”來表現，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產生詩歌。這是他詩論獨具識見的地方，也是他詩論的核心。《原詩》是繼鍾嶸《詩品》、嚴羽《滄浪詩話》以后的又一部理論性強的專著，在我國古典詩歌批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詩話》本，人民文學出版社霍松林校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