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評傳。十卷。元辛文房撰。辛文房(生卒年不詳)，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詩，與王伯益、楊載、盧亙齊名。有《披沙集》，已佚。

《唐才子傳》對唐五代詩人事跡，特別是中晚唐詩人事跡，記載尤詳，保存了唐五代詩人大量的生平資料。三十六篇傳后對詩歌發展、詩人及其詩藝得失的論評也頗多精辟之見。如李白傳、杜甫傳后論評云：“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崎嶇板蕩之際，語語王霸，褒貶得失。忠孝之心，驚動千古;騷雅之妙，雙振當時。兼眾善于無今，集大成于往作。歷世之下，想見風塵。惜乎長轡未騁，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嗚呼哀哉。昔謂杜之典重，李之飄逸，神圣之際，二公造焉。‘觀于海者難為水，游李、杜之門者難為詩。’斯言信哉!”又如殷文圭傳后評論云：“唐季，文體澆漓，才調荒穢。稍稍作者，強名曰詩。南郭之竽，茍存于眾響，非復盛時之萬一也。如王周、劉兼、司馬札、蘇拯、許琳、李咸用等數人，雖有集相傳，皆氣卑格下，負魚目唐突之慚，竊碔韞襲之濫，所謂‘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文圭稍入風度，間見奇崛，其殆庶幾乎?”但是，《唐才子傳》的錯誤也是不少的，如卷二《高適傳》說高適“永泰初卒”，又說：“選至德迄大歷述作者二十六人詩為《中興間氣集》二卷”。高適既然在“永泰初”(765)已經逝世了，怎么還能去選大歷(766—779)時期作者的詩呢?這是極為明顯的錯誤。再說，《中興間氣集》的編選者系名高仲武者，不是字仲武的高適。這一點，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中興間氣集》早已指出，他說：“高適字仲武，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別一人名仲武，非適也。”又如卷五《戴叔倫傳》說戴叔倫是“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但《文苑英華》卷九百五十二權德輿《朝散大夫容州刺史戴公墓志銘》則說：“戴叔倫卒于貞元五年。”再如卷七《李商隱傳》云：“商隱廉介可畏，出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幾，入拜檢校吏部員外郎，罷，客滎陽卒。”查《新唐書》卷一百三十《李尚隱傳》云：“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之。’”顯然，《唐才子傳》將李尚隱誤為李商隱了。可以說，《唐才子傳》的錯誤是舉不勝舉的。辛文房自己也不認為這部書是完美無缺的，他希望同志者繼續這一工作，使這部唐代詩人傳記更完善。他在《唐才子傳序》末說：“異方之士，弱冠斐然。狃於見聞，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尚賴同志，相與廣焉。”

明清時期對于《唐才子傳》也毀譽不一，明代的楊士奇在《東里文集》卷十《書唐才子傳后》中批評說：“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于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于時矣，而猶遺之，況在下者乎?而辛所錄又間雜以臆說，觀者當擇之。”而清代的丁丙在《唐才子傳題識》中則對此書大加肯定，他說：“繼往開來，別具微旨。伸真黜妄，雅具體裁。評論得失，好而知惡，非徒知誦詩而不知尚論者。”楊、丁兩人都只說對了一面。實事求是地說，《唐才子傳》是一部有特點、有錯誤，但又很有用的書。

成書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后佚。現存《唐才子傳》的本子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而成的四庫本，分八卷。一個是日本翻刻元槧的五山本，十卷。天瀑山人翻刻于《佚存叢書》中，是為天瀑本。三間草堂本、指海本、粵雅堂本等大都據此翻刻，校以四庫本。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記，但錯誤較多。198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周本淳《唐才子傳校正》以天瀑本為底本，三間草堂本為主要對校本，并附錄有關資料及人名索引。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傅璇瑞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全五冊)，最為詳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