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論的基本范疇。最早使用這個概念的是孔子，《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但這是論人，而不是論文。在孔子那里，“文”指外在的風度，“質”指內在的涵養。孔子認為，只有外在的風度與內在的涵養和諧統一，文質相稱，才是最佳境界。魏晉以后，“文質”概念便被運用到文論上，一指語言風格的“華美”與“質樸”，故有“尚文”與“尚質”之說;一指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在傳統文論中，始終以“質”即內容居主導地位，“文”即形式居從屬地位，如劉勰《文心雕龍·情采》就說：“文附質，質待文。”唐宋以后所流行的“文”與“道”概念，實際上就是作為形式與內容的“文質”概念的翻版。在“文”與“道”的關系問題上，盡管也有人主張“文道合一”，并以孔子“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為據，但占主流的還是以“道”為本，以“文”為末，將“道”視為“體”，“文”視為“用”。如南宋朱熹就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甚至重“道”輕“文”，如北宋程頤就認為“作文害道”，“玩文喪志”，反對單純在“文”上下功夫。即使是反對道學的批評家，也難以超越這種正統的觀念，如清初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顧炎武也說：“文之不可絕于天地之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盡管他們所謂“道”與程朱所謂“道”的內涵不盡相同，但都以“道”為“文”之本。這種傳統觀念演變到現代，就是反對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