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是魏帝齊王芳的年號，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文學，文學史上稱為“正始文學”。當時正值魏晉易代之際，政治險惡，社會動亂，統治階級內部斗爭十分尖銳、殘酷。由于魏帝闇弱，政治實權已旁落到司馬懿父子手中。司馬懿于嘉平元年(公元二四九年)以陰險狡詐的手段擊敗政敵曹爽；司馬師于嘉平六年(公元二五四年)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曹髦為魏帝；司馬昭于景元元年(公元二六○年)弒殺高貴鄉公曹髦，立曹奐為魏帝。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即晉武帝)以所謂禪讓方式滅魏，建立晉朝。在這動亂的易代過程中，司馬氏一面剪除宗室，奪取曹魏政權，同時又排除異己，殺害名士文人。比如在殺曹爽時，不僅誅滅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團的名士何宴、李勝、丁謐、鄧飏、畢軌、桓范等同日殺戮。當時人們有“名士減半”的哀嘆。又如夏侯玄、李豐、許允等當時持節高尚，很負眾望，由因對司馬氏不滿，被司馬師殘酷地殺害。至于文辭壯麗、人品高尚的嵇康之死，更是得罪了權貴，禍起筆端。

由于這種黑暗恐怖的政治環境，給予文學以極大的影響。它使一些知識分子有“憂生之嗟”，逃避現實的情緒，促進了玄學的發展。這時的文學，已不如建安文學那樣富有現實性。著名文士有何宴、王弼、阮籍、嵇康等?！段菏洗呵铩?《魏志·王粲傳》注引)說： “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這“七賢”已與建安七子有別。他們多寄情于竹林山水之鄉，既對政治不滿，又對社會生活感受不深。由于文人生活、思想的轉變，也就促使文學精神的轉變。因此，文學內容多出現虛無、玄想的傾向，表現方法多為象征、隱蔽。《文心雕龍·明詩》說：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這里說何宴之徒浮淺，從其現存的作品《鴻鵠比翼游》、《轉蓬去其根》來看，確是如此。而“竹林七賢”中的山濤、王戎、阮咸三人沒有詩作留傳下來，向秀只有《思舊賦》一篇，劉伶只傳下《酒德頌》、《北芒客舍》二首。稱得上正始文學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嵇康和阮籍。他們都不滿現實的腐朽，看到司馬氏假“名教”以達到自私的目的，便以老莊的“自然”與之對抗。在創作上貫串著老莊思想，與建安文學有所不同。但在曲折反映黑暗政治現實上，基本精神又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竹林七賢”之一，曾為步兵校尉?！稌x書·阮籍傳》說他： “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之所以“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是因為環境過于惡劣，又不愿去趨炎附勢、同流合污，只好縱酒取樂，走消極反抗的道路。阮籍博覽群書，才藻艷逸，愛酒任性，鄙棄禮法。在他的生活思想中，表現出明顯的佯狂形象與叛逆精神。他的《大人先生傳》，對儒家的傳統思想表現了強烈的不滿。指出： “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一語揭穿了封建統治的本質。阮籍行動上佯狂放蕩，實是內心痛苦的表現。他反對虛偽的禮法，歌頌清靜逍遙的境界，有著游仙的幻想，寄悲憤于比興。表現這些思想和心情的詩就是那八十二首《詠懷詩》。這些詩非一時之作，當是平生詩作的總題。顏延之說：“嗣宗身事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諷，而文多隱避。百代以下，難以情測。” (《文選》李善引注)《詩品》說： “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沈德潛說： “阮公詠懷，反復零亂，寄興無端，和愉哀怨，雜集于中，令讀者沒求歸趣。”正由于：“其體趣，實謂幽深”，“文多隱避”，所以只能“粗明大意”而“略其幽旨”。這種表現方法，與時代密切相關。阮籍在《詠懷詩》第一首中說：“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又在第三十三首中說：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這種憂思、傷心、履冰心情，貫穿在整個詠懷詩中。他憂思社會的離亂，不滿政治黑暗而又無力改變；他羨慕仙境的美麗而又感其虛無，痛恨現實的惡劣而又無法逃避，時刻憂生懼禍，故有履冰臨淵的痛苦。如此等等，都是作者所詠之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山西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詠懷詩》第三首)

阮籍“善彈琴”，是個音樂家。他嗜酒能嘯，對人能為青白眼。據《晉書·阮籍傳》記載：他曾對司馬昭說，東平府風土很好，要求去那里作太守，經同意后，他便騎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他聽說步兵府有酒三百斛，就要求去當步兵校尉，于是入府內，成天與劉伶酣飲。一些封建禮法者認為大逆不道之事，他偏偏要去作。比如，他嫂子回娘家他要去道別。鄰家一個有才色的女子死了，既非親又非故，他“徑往哭之，盡哀而還”。鄰里有個漂亮的賣酒少婦，他常去那兒飲酒，醉了就睡在她的側邊。他這些任誕之舉，實是對亂世現實和封建禮法的反抗。盡管他不斷在司馬氏手下作官，但都是違心的保身之舉。當晉文帝司馬昭替兒子司馬炎向他求親的時候，他爛醉六十天，裝聾作啞，司馬昭只得罷了。在司馬氏奪權時，演了一出“勸進”的丑劇，阮籍被迫代公卿們起草了“勸進書”，這是一個劣跡。

嵇康(224—263)，字叔夜，譙郡銍(今安徽宿縣西)人，曾任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他學問淵博，文辭壯麗，人品高尚，尚奇任俠，不但是正始文學的代表之一，也是“竹林七賢”的佼佼者。他鄙棄禮法與阮籍相同，且才高識遠，時有臥龍之稱。他還是老莊哲學的思想家，超絕當世的音樂家。后因友人呂安之事牽連入獄，加上鐘會的譖言而被司馬昭殺害。但是，他至死也不向殘暴的統治者低頭，表現了峻急剛烈的性格和威武不能屈的情操?！稌x書·嵇康傳》說他臨刑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可見其在當時學術界的名望了。東晉詩人顏延之說他“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服(《五君詠嵇中散》)”。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詠史》詩中也說：“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嵇康的人品和文品確實多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他有二十多首四言詩，既有高潔的志趣和憤世疾俗之情，也富秀逸的風格，脫出詩經的藩籬。其中十九首是贈給其兄嵇喜的，題為《贈秀才入軍》，有些較好的作品。所以《文心雕龍·明詩》說： “嵇志清峻”，《詩品》說嵇詩“過于峻切”。他臨死前寫的著名的《幽憤詩》，通篇說的是自己梗直性格養成的原因和由此致禍的本末，雖然遭到政治迫害，并不改變自己的意氣。最后只能“采薇山阿，散發巖岫”，始終不和司馬氏合作。

嵇康主要成就是散文。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對黑暗的政治作了無情的諷刺，對儒家傳統表現了強烈的反抗精神。景元二年(公元二六一年)，“竹林七賢”之一的山巨源由吏部選曹郎升任散騎常侍。他出于為司馬氏網羅人才的目的，推薦嵇康繼任自己原來的職務。嵇康聽到后便寫了這封絕交的長信。信中不僅指責山濤“羞庖人之獨割，行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為司馬氏羅致奴隸的企圖，申明自己“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耿直秉性；而且直言不諱地說： “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里所說的“必不堪者七”是表示對虛偽禮教的蔑視，“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對抗朝廷法制。尤其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言論和態度，更是對司馬氏篡權陰謀的公開揭露和批判。湯武周孔都是司馬氏在篡權時所要仿效的古圣先例和所需要憑借的理論根據，而嵇康統統加以鄙薄和反對，這就使“大將軍聞而怒焉”。于是，司馬昭立即派人從山濤處抄走原信全文，嵇康由是禍起筆端。此外，嵇康還在《卜疑》、《釋私論》、《管蔡論》、《太師箴》、《難自然好學論》等作品中，發表不同流俗的大膽見解，諷刺攻擊司馬氏，鄙棄嘲笑禮法之士，極力為管蔡二叔翻案；把“六經”仁義比作“鬼經”、“腐臭”，肆意挖苦；對司馬氏以周公自居而“宰割天下，以奉其私”進行激烈的抨擊。因此，在景元三年(公元二六二年)的冬天，因好友呂安被誣而牽連入獄，不久就被殺害了，死時年僅四十。他臨刑前，從容地彈奏了今已絕世的樂曲《廣陵散》。

阮籍和嵇康由于思想上有著復雜的矛盾，反映在作品中也摻雜有積極和消極因素。阮籍性格放任，嵇康性格堅強，表現在作品中有著“遙深”、“清峻”的不同風格。正如《文心雕龍·才略》所說，一個是使氣命詩，一個是師心遣論，形成了正始文學的特有精神，為后世所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