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音樂文藝，詞的產生、創作與傳播，都同隋唐燕樂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的古代音樂，經歷了先秦的雅樂，漢魏六朝的清樂，與隋唐的燕樂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隋唐燕樂是由西域音樂與中原音樂融匯而成的一代新樂，當時朝野風行，還東傳至朝鮮與日本。它對先前沿襲已久的詩歌與音樂的結合方式，也帶來了重大變革。在樂工伶人的合作下，詞人們按照樂曲的節奏旋律撰寫與之相應的長短句歌詞。其特點是“由樂以定詞”，不再是前代樂府那樣“選詞以配樂”。這種新的以詩入樂的方式，唐時劉禹錫稱為“依曲拍為句”，宋時就定名為“按譜填詞”。數以百計的曲調詞調，就由此創作并定型下來。燕樂樂曲大多是歌舞曲，曲、歌、舞三位一體。詞除了合之曲譜，同時還播之管弦與傳之歌喉，在器樂演奏與聲樂演唱方面，也引起了一系列變化，為音樂文藝開創了新局面。唐宋詞人，不少是深諳樂律，善于知音識曲的。他們自行創制了眾多音節諧婉的曲調詞調，還留下了一些專論音樂的著述。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就載有十七首詞的旁譜和多篇論及樂律的詞序，在傳世無多的音樂文獻中，具有獨特的價值。由于唐宋詞是兼跨文學與音樂兩個領域的文藝現象，因此無論在文學史抑或在音樂史上，同時占有重要地位。音樂史把詞作為唐宋音樂的一個廣泛存在的載體而列入研究對象，文學史則在論述詞的產生、演變及其社會功能時，必然追溯它與音樂的親緣關系，確認唐宋音樂在詞的發展軌跡中留下的種種痕跡。詞學中的詞樂一門，就在這兩方面的研究中積累而成。根據歷代研究的成果，詞樂研究的大致范圍已可劃定。一、關于樂理樂律的研究。《宋史·樂志》記載了宋代關于古代樂理、樂律的幾次重大討論，但與詞樂關系不大。李清照《詞論》談到“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張炎《詞源》上卷論樂律，從五音、十二律、八十四調講起；隋唐燕樂二十八調，兩宋詞樂實不出七宮十二調，二十八調的用音與結聲都有律定，沈括《夢溪補筆談》與張炎《詞源》都有記載。這些或許是唐宋詞人考究詞樂所關注的重點。有關的清人著述，有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凌廷堪《燕樂考原》，張文虎《舒藝室馀筆》等。今人著述有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丘瓊蓀《燕樂探微》，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綱》等。二、關于唐宋曲譜的研究。填詞須依音譜，唐宋音譜為數不少，南宋時修內司所編的《樂府渾成集》多至一百三十冊，明清之際散失。今傳唐宋曲譜，有敦煌發現的唐人俗字譜(二十五曲)和姜夔詞譜(十七曲)最為完整，它們是研究唐宋詞樂的珍貴歷史文獻。相關的研究著作，前者有饒宗頤《敦煌琵琶譜》，葉棟《唐代音樂與古譜譯讀》、《敦煌琵琶曲譜》，席臻貫《敦煌古樂》；后者有楊蔭瀏、陰法魯《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等。三、關于詞調研究。崔令欽《教坊記》的曲名表，王灼《碧雞漫志》的曲調考證，歷來受到重視。任二北《教坊記箋訂》為唐教坊曲在宋元二代的流變作了考索。各種曲體、曲式、曲調聲情和曲調變格的研究，也有所展開。各種詞調有著彼此不同的音樂性能，它們對詞人擇調和有些詞派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四、關于樂器的研究。演唱詞曲都有相應的器樂伴奏。伴奏樂器，弦樂器主要為琵琶，管樂器主要為笛、簫、篳篥，打擊樂器主要為小鼓與拍板。《新唐書》與《宋史》的樂志記載了隋唐燕樂的所用樂器。林謙三《東亞樂器考》對燕樂樂器的來源與傳布作了考索。另外，敦煌壁畫，地下發掘發現的墓室磚畫和樂俑樂器，還提供了生動的樂舞場面和器物實證。五、關于唱法的研究。唐宋詞曲的歌法，樂家聲黨有其歷代相承的師說。沈括《夢溪筆談》卷五“古之善歌者”一條，得其端緒。張炎《詞源》卷上有《謳曲旨要》一篇，則為宋詞歌法的一個綱要。丘瓊蓀《詞源謳曲旨要淺釋》、饒宗頤《玉田謳歌八首字詁》，鄭孟津《詞源解箋》，對這篇《謳曲旨要》作了專門考訂。陳元靚《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后集卷一二“音譜類”，載有《總敘訣》、《寄煞訣》，亦是宋詞的歌法口訣，可與《詞源》所載《謳曲旨要》相互參照。《事林廣記》戊集“文藝類”又有《遏云要訣》一篇，則屬南宋唱賺的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