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寫景《褒中有刺》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依據】

一詩之中，或褒或刺，豈非自相矛盾?……實者褒自褒而刺自刺，讀者不可不辨也。(劉公坡《學詩百法》)

【詩例】

重有感

李商隱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解析】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發生了宰相李訓等謀誅權宦事敗見殺，株連甚眾的“甘露之變”。變后，宦官們更飛揚跋扈，把持朝政。次年(開成元年，836年)二三月間，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曾兩次上書，為無故被株殺的宰相王涯辯冤，指斥宦官專權、擅權，表示要“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此舉雖稍殺了權宦仇士良的氣焰，但文宗及朝政仍在彼等把持之下，唐室危機未除。詩人有感于此，就寫下了這首七律以詠。因“甘露”變時，詩人曾作 “有感”，故此詩以 “重有感”題之，實為感懷政治之作。

詩的起聯首句褒贊劉從諫手握重兵。“玉帳”、“牙旗”皆主帥所居所用，這里代指兵權。“得上游”指昭義軍轄澤潞等州，鄰近京師長安，有控制京師的軍事之便。這里用“上游”標其優勢，又用“得”字指出其得有扼京師之要的地理之利，有“清君側”的實力與形勝。詩以此開端，逗出下句，標示出詩旨：在這國家危急之秋，重藩應有與國、與君共憂患的打算與作為。“安危”偏義，實指危難。此句似褒，實褒中寓刺。褒劉表奏中之義正辭嚴和宣稱的“清君側”的聲明;刺其光有言，尚無行，我們從詩句中的“須”字可窺見此意。“須”者，須要也，必須也，詩人正是借此字以表其期望、不滿與敦促。不過，此處之刺，僅為微刺，且刺中寓望，詩人意在提醒劉應“言必行”，切勿忘已宣言在先的“清君側”。詩人用這一“須”字，頗具深意。同時此字在詩中又“高屋建瓴”，領出了下面的 “宜”、“豈有”、“更無” 之嘆。

次聯詩人連用二典再褒劉從諫。三句借用東漢初涼州牧竇融整頓部軍，上疏請示討伐叛將隗囂之期一事，褒譽劉從諫的上表申言“誓以死清君側”。用一“已”字，詠其實有。四句再用東晉荊州刺史陶侃率軍主盟討伐并斬殺叛臣蘇峻事，表達詩人對劉應迅速出兵“清君側”的再次希望與敦促。一個“宜”字，也道出了其尚未。詩人對劉的上書與宣言贊同又贊譽，故先用“竇”典特褒，對其僅有言而尚無行是心有疑慮但又熱切盼望其行，就再借“陶”事而示。三句是褒，四句則又褒中寓望，褒中蘊慮，慮中又滲入了對劉的 “言”而未“信”、“行”未見“果”的婉刺。

“宜次”而未“次”，詩人是十分擔心的，頸聯就緊承這個“宜次”連用了兩個比喻來詠出。“蛟龍愁失水”用“蛟龍”喻文宗，“失水”喻其受箝制而不自由，一個“愁”字，狀出了他受宦官之挾，而愁城困居的窘狀。“鷹隼與高秋”是用《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隼之逐鳥雀也”意，用鷹隼以喻劉從諫，望其“與(通舉)高秋”如鷹隼于深秋草枯時高飛以擊鳥雀(指權宦)也。但現實是，“蛟龍愁失水”，不應有而竟有，一個“豈有”寫出了詩人難名的深憂與郁忿; “鷹隼與高秋”則理當見卻未見，“更無”二字就飽蘊了對這一反常的憂憤與深憾。詩人的憂、憤、憾是強烈的，但猶有望于劉從諫，故猶用鷹隼喻之而褒。不過詩人的憂、憤、憾太強烈了，刺就遠超于褒，故用“豈有、更無，開合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 (紀昀 《李義山詩集輯評》引)。此聯以喻出之，雖仍婉蓄，且尚有褒，但質問、感慨已難再全掩了。

尾聯緊連上聯所詠之因，“晝號夜哭兼幽顯”先繪出了此因之果：京中皇室、百官以及平民百姓均凄苦惶恐，“晝號夜哭”，與此適反的是“兼幽顯”，“兼”者，加上也，“幽”者，鬼魅也，“顯”者，肆行無狀也。三字合出了如鬼似魅的權宦們的驕橫與無狀。京城已然如此，此狀豈容坐視!憂心如焚的詩人唱出了結句：“早晚星關雪涕收。”“早晚”，多早晚?何時之意也，又可解為一定會，早晚會。因此此句語義雙關，既可解為什么時候京城的人們得展笑顏，收住凄苦，又可解為定會見“安危須共主君憂”的將領，激于義憤，“雪涕”而收星關(代指京師)，以解君臣上下倒懸之苦。不過前義較明、較強，因詩人深知大言皇皇的重藩多擁兵自重，言多無信，劉從諫也概不能外，故褒隱刺顯。又不愿將失望變成絕望，但恐終成絕望，因而后義就較弱較晦了。所以，這里的刺也遠勝于褒了。

李商隱是婉約、含蓄作詩的老手，此篇是承杜甫開創的“用詩作表”的政治抒情詩的佳作。此詩頗有特色，褒中寓刺，又刺亦有褒，雖含蓄、委婉，褒刺亦頗分明。它既不同于李白《古風》二十四“大車揚飛塵”篇和杜甫的《麗人行》的直多于婉，似贊實刺，也不同于他自己的七絕《賈生》：“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寓刺于婉，不見褒義，更有別于他自己的眾多無題詩的美艷幽晦，而是詩意易明，詩旨極顯。細味本詩，當知 “褒中有刺”這一詩法的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