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這是一首春秋時期流行在鄭國(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的民間情歌。它是一位熱戀中的少女贈給她的心上人的一首優美的情詩。可是在漢儒眼里卻又變了樣，他們從儒家的“詩教”出發，硬說這首詩是為譏刺鄭莊公縱弟驕橫，以致其叛亂而作。《毛詩小序》說：“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這全是穿鑿附會之說。到了理學盛行的宋代，在滿腦子封建禮教的宋儒眼里，又指責這首詩是淫奔之詩，《詩集傳》的作者朱熹就引“莆田鄭氏(即鄭樵)曰：‘此淫奔者之辭”作注。這種說法，在清代就遭到《詩經》研究者的抨擊，姚際恒在他的《詩經通論》中就指出：“女子為此婉轉之辭以謝男子，而以父母諸兄弟及人言為可畏，大有廉恥，又豈得為淫者哉!”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說得更明白：“女心既有所畏而不從，則不得謂之為奔，亦不得謂之為淫。”所以，要鑒賞這首詩，首先要拂除千百年來蒙在這首詩上的封建塵埃，才能看清這首詩的本來面目。

我們從這首詩的歷史背景看，我國春秋時代正是奴隸制開始瓦解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當時的鄭國，小生產已經出現，而小生產的特點之一是家長制，家長在家庭中是主宰一切的。據《周禮·媒氏》記載：男女結合，必須通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正式結婚。《詩經·幽風·伐柯》也說：“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所以，在詩經時代如果青年男女自由地談情說愛，就會遭到家庭的譴責和人們的卑視，正如孟子所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滕文公下》)《將仲子》這首詩，就是在這種舊禮教的束縛下不能自由戀愛的真實反映。詩一開頭就說：“求求您仲哥兒呀，莫翻我家里巷墻呀，可別攀斷杞樹杈呀。哪敢吝惜杞樹杈呀?怕的是我爹和媽呀。仲哥仲哥真想您啊，爹媽責罵也可怕呀。”在這委婉的規勸言辭中，傾訴著一位熱情、坦率、善良、溫柔的姑娘的內心矛盾和痛苦。這章詩的前三句，即“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顯然是這位懷著羞怯戀情的姑娘萬不得已說出的，當她說出之后，又深怕引起仲子的誤解，以為她不愛他了，因此緊接著申明：“我哪敢吝惜杞樹杈呀，怕的是我爹和媽呀。”道出了姑娘內心深處說不出的苦衷。那時這個姑娘思想在翻騰，感情在起伏，終于從內心進發出“仲哥仲哥真想您呀”的真情，可是最后想想，還是顧慮到“爹媽責罵也可怕呀”，剛燃起的戀情和勇氣，又被舊禮教抑制了。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首詩一連三章，三言“仲可懷也”，這表明這位姑娘堅決地，深切地愛著仲子，反映了她對婚姻自由幸福的憧憬和追求。但在奴隸制時代，哪有婦女戀愛自由之可言，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個姑娘想與自己心愛的人談論自己的婚姻問題是不許可的，這在當時是要受到父母的管制、諸兄的干涉和眾人的非議的。詩中的女主人公，雖然是屈服于這種輿論壓力，但在她的內心并不是拒絕仲子，在本詩一連三章的“豈敢愛之”和“仲可懷也”的誓言里，卻蘊含著這位姑娘對仲子的執著的愛情，以及對當時舊禮教壓制的極端不滿和抗爭。盡管這位姑娘的抗爭是軟弱的，不象《鄘風·柏舟》中的女主人公那樣矢志不從父母強迫的婚姻，敢于向禮教壓制作公開的反抗，但也使我們認識到舊禮教的桎梏是怎樣摧殘千千萬萬男女青年的自由愛情的，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這首詩寫得既坦率又含蓄，是矛盾的統一。我們從“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的表面現象看，似乎這位姑娘拒絕了仲子的求愛，表現得有點冷淡，但在一連三章的“仲可懷也”里，卻寓著姑娘火一般的熱情。詹安泰先生說：“我認為這是一個戀愛中的女子替她心愛的人多方設想，以減少他的戀愛障礙，她并不是請仲子不要來，而是請他不要跳墻攀拊而來;她雖然有多方面的顧忌，但主要的還是為要較順利地達成她的目的。”并引用明代一首民歌：“姐道：我郎呀!若半夜來時，沒要捉個后門敲。只好捉我場上雞來拔子毛，假做子黃鼠狼偷雞，引得角角里叫。好叫我穿上單裙出來趕野貓。”以此來說明詩中女主人公言似拒之，實乃招之的心理狀態。(《詩經里所表現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精神》：《人民文學》1953年7、8月號)這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一首好的詩歌，往往是意在言外，含而不露，啟示人們產生聯想，這本是詩歌作者的一種巧妙的表現手法。盡管這兩首民歌的時代相距甚遠，但其處理戀愛的方法卻有一致的地方，一個是欲言不敢言，意在言外;另一個是直接替她的心上人設想了幽會的途徑。兩相比較，《將仲子》一詩更為雋永含蓄，耐人尋味。因為詩中女主人公不直接說出處理戀愛的方法，就留有更廣闊的聯想余地，可使對方設想多種達到戀愛目的途徑。

這首詩采用層遞的手法，通過現實生活中的具體事物，來刻劃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既真實又鮮明。詩中通過仲子“逾里”、“逾墻”而“逾園”，以及“折杞”、“折桑”而“折擅”的步步進逼、層層推進的手法，勾勒了一位為了追求愛情，不顧一切地爬墻逾垣、攀樹折枝的粗猛的小伙子形象。是愛情的力量，使這位小伙子有勇氣翻過了里墻，(古時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里有里墻。)接著又爬過住宅的圍墻，再則又跨越種果木菜蔬的園墻，由外到里，由遠即近，一步步地逼近。而且“折我樹杞”、“折我樹桑”和“折我樹檀”的“杞”、“桑”、“檀”三種樹的次序也是有一定根據的，它與“逾里”、“逾墻”和“逾園”是相對應的，并不是詩人單純為了字句的押韻而隨意寫的。據《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馬瑞辰說：“里即社，杞亦社之所樹木也。”(《毛詩傳箋通釋》)我們知道，杞是柳樹一類，《鄭風》是今天河南地方的民歌。北方農村一般種植杞柳較多，因為容易生長，可防風沙。至于“樹桑”、“樹檀”也是有據的，《孟子·盡心上》載：“樹墻下以桑”;《詩經·小雅·鶴鳴》則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所以仲子所攀折的樹，也是由外及里，由遠到近，這些細致的區別和描寫，正反映了該詩作者，即當時的勞動人民，取材于現實生活，觀察事物之細，表現能力之高。再以描寫女主人公的畏懼心理來說，先是“畏我父母”，接著是“畏我諸兄”，再則是“畏人之多言”，這也是層遞手法。因為從人們的關系親疏來說，父母和子女最為密切，影響也最大，所以詩中女主人公首先顧及的是父母對自己戀愛的態度，因此先言“畏我父母”，也就十分自然了。其次“畏我諸兄”，而不言“畏我兄弟”，這是因為在家長制的家庭中做哥哥的地位較高，有權管教妹妹，所以詩中說“畏我諸兄”。最后才顧及和自己沒有親屬關系的左鄰右舍的眾人。這三章的層次是由親而疏，也是符合人們日常生活的常情的。這種遞進的寫法，使人感到反對詩中的女主人公和仲子自由戀愛的，來自各方，并非一兩個人，而是一群人，這正是當時社會不合理的舊禮教的習慣勢力使之所然，逼得他們無路可走，非得翻墻逾垣不可，自然會激起人們對舊禮教的憎恨，這就是這首詩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這首詩共三章，是疊章體，即采用章節復沓的形式，每章的詞句基本相同，其中只換幾個字。這種手法，一是可以使詩的協韻不至單調，二是為了表現同一個主題，重點突出女主人公再三考慮問題的細致和她屈服于輿論壓力的內心矛盾和痛苦，這正是民歌重在表達感情的特色，具有“一唱三嘆”之妙。如果說《詩經·國風》中的愛情詩象一串明珠，那末《將仲子》就是這串明珠中璀燦的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