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解說與賞析

曹雪芹

《紅樓夢》是中國敘事藝術的集大成之作。作者的藝術造詣之高，不但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就是全部文學史上，可以與之比肩的人也不多。它又是擁有廣泛群眾影響和極高國際聲譽的巨著，不讀《紅樓夢》，就不足與言中國的小說。

中國的白話長篇小說由宋元說話人的“講史”衍演而來，開始只有歷史演義如《三國演義》，接著由演述朝代興廢的戰爭小說擴展而有演述社會斗爭的小說如《水滸傳》，繼之而分支出演述超入間故事的神魔小說如《西游記》，這幾種小說內容的時間跨度和空間廣度都很大，對生活的描繪有如攝影中的遠距離鏡頭，首先是細節描寫受到極大的限制，人物的心理刻畫幾乎很難入手，即使有也只能是淺度的、有選擇的和浮光掠影的。這樣就影響到藝術的深度和密度。而藝術內涵的廣度，并不單指所描寫的時間和空間的廣狹，那只是表面現象，只有幾何圖式的作用;真正的生活廣度必須從藝術深度求得，由深度輻射出來。《金瓶梅》是第一部將畫面縮小到只描寫一個家庭生活的有限范圍的小說。由一個家庭興衰輻射當時的社會生活。《金瓶梅》的成功經驗啟發了后來的作家，明清之際的《醒世姻緣傳》是繼《金瓶梅》以后的一個稍具成效的嘗試，《紅樓夢》才從《金瓶梅》的起點上攀登到小說藝術的頂峰。

但并非說《紅樓夢》只領受了《金瓶梅》的成功經驗，曹雪芹也從相反方面汲取了《金瓶梅》以后步武《金瓶梅》而作的大量言情小說的失敗的教訓，特別是明清之際大量才子佳人小說的教訓。曹雪芹多次在《紅樓夢》中以否定的口氣提到了那些“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偷香竊玉，暗約私奔”、“千人一面、千口一聲”的才子佳人小說，第54回中《史太君破陳腐舊套》，更對那些藝術上極度虛偽的小說作了無情的嘲弄。由此可知曹雪芹的美學見解是從前人小說正反兩面抉擇而來的結果。

也并非說曹雪芹只從傳統小說藝術汲取他的藝術營養，曹雪芹擁有豐富的古代文化知識，從《莊子》、《離騷》到戲劇、民歌，經史百家，詩詞歌賦，無不賅備。在這個意義上，《紅樓夢》又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

然而，所有這些文化藝術的素養，對于曹雪芹之完成《紅樓夢》的作用，都遠不及他對生活的理解，對人、對人生，對社會關系的深刻理解為重要;遠不及他對生活的敏銳感受和擁抱生活的熾熱感情，以及批判生活的愛憎分明的人生態度為重要。《紅樓夢》不但是智慧的結晶，更是血淚凝成的書。

很多人喜歡而且習慣于尋覓小說的“主題”，或依它的題材分類規定小說的性質，對《紅樓夢》，通常定性為以賈寶玉的愛情悲劇為中心而揭示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小說，這當然亦無不可。但任何一部堪稱杰作的小說，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所能范圍，“橫看成嶺側成峰”，完全有理由把《紅樓夢》稱作愛情小說，或倫理小說，或社會小說，乃至廣義上的歷史小說，都無不可。以稱作愛情小說來說，以描寫男女愛情糾葛之多和線索之繁，中外古今似乎想不出一部小說能超過《紅樓夢》，但是，我們實不忍心僅僅稱它為愛情小說。

《紅樓夢》中除了專以追求“妖精打架”為目的的賈珍、賈璉們發泄淫欲的偷雞摸狗之類，曹雪芹只是用以揭露卑下的靈魂和腐朽的生活，只能歸之為色欲而不能稱為愛情的情節之外，小說中確實充斥著愛情的戲劇沖突，有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以及薛寶釵的微妙的、隱若敵國的存在所引起的糾紛(小說中寶玉和寶釵雙方都沒有明確表示過愛情，由于“金玉良緣”的象征性的關系和黛玉的疑忌的渲染，才在讀者的印象中牢固地樹立起他們之間的三角糾紛。在這一關系里，寶玉自始至終是忠于黛玉的，他并未“見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要說忘記，他見了史湘云、妙玉，乃至鄉下搖紗車的女兒，也暫時要忘記林妹妹的);有寶玉和晴雯的愛情(花襲人的爭奪和排擠，依其性格而言，只是奴婢取寵于主人和未來姬妾的地位的占有欲所驅使，不能算人格平等的愛戀); 有妙玉對寶玉的矜持的、隱秘的內心騷動和寶玉的柏拉圖式的感情回報;此外，大觀園內外還有好多起癡男怨女的情愛;司棋和潘又安的誓約，秦鐘和智能的致前者以死命的偷情，尤三姐和柳湘蓮的婚變，齡官對賈薔的癡情，小紅困擾于賈蕓的挑逗，等等。這些使少男少女心馳神蕩以至于舍棄生命的激情的燃燒里，暴露出了人物靈魂的全部秘密。愛情帶出了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帶出了社會關系。初一看，這些一宗宗互相激射、映帶、對比的愛情糾紛，仿佛真是畫面中耀眼的主題;再一看，這些愛情事件又都是這個大家族興衰過程中的大大小小的插曲。愛情的光色固然服役于人物性格，是人物性格和他們的命運之實現; 人物性格又服役于社會性格，是社會關系及其法則之實現。于是，愛情就被溶化到社會關系之中去了，我們無權或不安于只稱《紅樓夢》為愛情小說了。

也就是說，在曹雪芹，愛情誠然是他觀照生活、評價生活的注目之點。或者說，生活中首先激起他的藝術感興并強烈地震撼著他的，是人物的愛情和他們在愛情中的不幸命運，他想表現出他所感受的這些悲劇。但當作家的藝術思想深入下去時，促使這些人物活動、愛、哭、笑以及實現他們的命運的社會關系的底蘊，愈來愈清晰地呈現在他的面前，迫使他哪怕僅只是為了再現那激動了他的那群癡男怨女，也不得不把他們置于整個人生的蠢動中去。他必須站得更高，把視界伸展得更廣闊，從他眼力所及的大世界看這人生一角的大觀園，從整個大觀園看這些少男少女的掙扎和啼笑。于是，愛情的明媚和蕭瑟，都和這個大家族的興與衰息息相關，隨著家族的興與衰變更著它的色彩;甚至還要牽涉到更遠更大的關系里去，連大家族的興與衰也必須由這家族以外的什么力量來左右，來決定。生活主宰著愛情，并借愛情把自己的法則展現出來。曹雪芹未必理念地掌握這個法則，但他以直感的、悟性的觸須把握了它，并把它藝術地、真切地表現出來了。

至此，愛情在整部小說形象中減輕了它的生活意義上的比重，它退居為諸種社會關系中的一種。

至于也有人硬要定它為寫階級斗爭的政治小說，則更大而化之，不著邊際。在階級社會中，有什么人生現象能和階級斗爭脫鉤呢?

有些人還斷言，《紅樓夢》概括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這種說法相當流行，但無論從小說的形象本身和歷史事實講，都缺乏必要的根據。先從事理講，馬克思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大約八十年以前，即19世紀40年代，才預見了資本主義社會崩潰的必然性，曹雪芹在1750年前后的乾隆盛世，就預示了一個多世紀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的必然崩潰，就未免太神了一點。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寫了丹麥王子的復仇和一個淫亂邪惡的王朝之毀滅，并不預示歐洲所有封建王朝的終結，雖然那時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思潮已經崛起。巴爾扎克在法國大革命以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實現的19世紀，才能以形象論證了封建貴族滅亡的必然規律并揭露當時存在的現實——資本主義制度的丑惡本質。包括曹雪芹在內的居于時代認識水平頂端的現實主義大師，藝術思維的預見性也有一定的限度。

再從小說形象的本身來說，任何一部小說的藝術意蘊，都應該從小說的形象里，從作家提供給讀者的生活場景和所暗示出來的內容中去尋求，藝術欣賞和藝術評價不應離開作品的形象去臆斷作家所沒有寫出來或暗示出來的東西。《紅樓夢》描寫了賈家由鼎盛到衰頹的過程，在曹雪芹所寫的現存的八十回書里，還沒有寫出而只是明確地預示了寧、榮兩府的終將破滅。根據作家所提供給我們的形象，我們有權說，曹雪芹描繪了一個封建社會大家族在內部和外部的錯綜矛盾中走向衰頹的歷史及其毀滅的必然性。這個家族的盛極而衰及其終歸覆滅的趨勢，在封建社會是有典型意義的，它概括了許多封建貴族豪門的命運，使讀者信服地認識到，封建社會一個個聲勢顯赫的大家族，都是在恣肆和掙扎、享樂和造孽、歡笑和眼淚中走完它們命運之路的。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無數鐘鳴鼎食的大家族，推廣而至各個王朝，除了一部分由于戰爭、突然事變所導致的迅速毀滅以外，在正常情況下，都要經過表現不同但實質無異的《紅樓夢》賈家式的道路來實現其命運的過程。曹雪芹通過賈家實現其命運的色彩絢爛的個性(特殊性)，體現了無數封建大家族實現其命運的典型性，并從這個家族生活的史詩般的描繪，呈示了這個社會制度的荒謬性質，完成了文學史上的不朽業績。

但是，家庭只是社會的細胞，個別細胞的萎謝并不意味著整個肌體的死亡，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多多少少的大家族興起了，衰敗了，毀滅了，但作為社會基礎的封建制度卻延續了下來，直到近代民主革命才送了封建制度的葬。說一個家族毀滅就宣告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從《紅樓夢》的形象本身言，是沒有根據的，也不是曹雪芹的藝術思維中本來具有的內容。

要預見一種社會制度的毀滅，必然要發現并揭示毀滅這一社會制度的力量。于是，不少論者就大肆強調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叛逆性格，夸大他們沖擊舊制度的能量。在《紅樓夢》的人物中，就是賈寶玉、林黛玉、晴雯，或者再加上尤三姐，此外也確實難求了。

賈寶玉當然不是封建家族中循禮宗法的孝子順孫，他是榮國府嫡派子孫，聰明靈秀，為女家長賈母所鐘愛，是賈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繼承人，他在全家的寵愛簇擁下養成了與封建社會禮法相左的乖張古怪的性格，反對以男性為中心和主奴上下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傾倒于女性的溫柔純潔，宣稱男人是“濁物”;他厭惡科舉，鄙視八股文，不想做官當“祿蠹”，厭煩虛偽無聊的官場應酬;他對傳統人生道路的封妻蔭子、顯親揚名毫無興趣，只愿和大觀園里的少女們混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過一輩子，對以傳統教育來課責他的父親賈政敬而遠之，畏之如虎;他和“金玉良緣”的定命思想抗衡，偏要婚姻自主而鐘情于林黛玉，等等。確實具有平等待人，要求個性自由的精神，這些都是和封建制度下的人生規范和倫理觀念不相容的。這些也是他在那個社會制度和環境下必然成為悲劇人物的原因。但是，他對封建制度的叛逆，并沒有達到否定君權、族權即封建統治權的高度，他只能依存于大觀園，依存于這個衣錦食玉的封建家庭，實即依于他所痛恨的制度，他所反對的正是他必須依靠的。他無法與之決裂，他在現實中是找不到出路的，最后只能遁入虛無縹緲的世界。他的性格里不能不帶有濃重的虛無主義和感傷主義的情調。

林黛玉比起賈寶玉來，悲劇色彩更濃重。她出身于式微的封建家庭，門庭單薄，母親的早逝使她過早地失去母愛，親屬的稀少使她不曾在封建家庭慣有的那種勾心斗角、必須察顏觀色才能“本分”地生活里磨煉，養成了純真而任性的脾氣;由于身體怯弱，家里請塾師課讀，也不嚴格，禮教和世俗功利對她影響極小。這樣的少女寄人籬下當然會產生過多的疑慮和郁塞，偏偏做巡監御史的父親又隨即死去，她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孤身在榮國府里生活，倍加使她時時戒備警惕，養成了所謂“小心眼兒”，自矜自重地保持其身分，保持其純潔和孤高。因此，比起和她作對照的薛寶釵來，當然不那么端莊溫順，恪守禮法，還要尖酸刻薄，以病態的敏感防衛周圍對她的可能損害。她支持甚至鼓勵賈寶玉“偏僻乖張”的思想和行動，彼此引為知己;她敢于自主地追求愛情，向賈寶玉表達知己之感，也和賈寶玉一樣向“金玉良緣”的定命思想挑戰。由于她的寄人籬下的不幸處境，害怕失去比生命還可貴的愛情，她忽喜忽怒，忽真忽假，變盡了法兒試探賈寶玉的心。作為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女人，她的出路只有依靠一個男人。當這個男人被馴服而她的愛情落了空時，不必病魔的殘害，她也只有死路一條。她對封建禮法的反抗和要求婚姻自由，和歷史上所有渴望自主愛情的女性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倔強性格上，更多地顯出了叛逆性格罷了。

晴雯是一個女奴，以她所處的卑微地位，其敢作敢為的反抗精神就更明顯。她無視森嚴的等級制度，以平等資格和寶玉相愛;還敢在主子面前使性子，撕扇子，嘴上不讓人;甚至敢于大發脾氣，頂撞奉命來抄檢她箱子的王善保家的;更其大膽的，她在和寶玉見最后一面時，將貼身的紅綾襖同寶玉的襖兜換了不算，還公然說：“回去他們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擔了虛名，越性如此，也不過這樣了。”對照起襲人的以柔媚諂佞固寵，的確虎虎有生氣，是大觀園里的一顆慧星。

尤三姐的潑辣剛烈，反叛的性格也頗突出，她收得起放得下，潑辣地戲弄和嘲罵賈珍、賈璉這對衣冠禽獸，看中了柳湘蓮就敢于大膽地愛，不作兒女之態，并為矢忠于愛情而殉身。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風骨也夠得上叛逆性格。這是《紅樓夢》幾位最出色的叛逆者。

所有這些，對封建秩序都有沖擊作用，不妨予以充分估價。但也應該看到，在封建社會里，不但被統治者的反抗意識和反抗行為永遠存在，而且由于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統治陣營內部叛逆意識和叛逆行為也是代有其人，史不絕書的。第2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里，賈雨村把這種現象玄學化地解釋為正邪二氣斗爭中所發生的滲透作用。賈寶玉等人就是秉正(維護統治秩序)邪(反對統治秩序)二氣激蕩而生的，有如蔑視封建禮法的阮籍、嵇康、卓文君、崔鶯鶯之流。《紅樓夢》作者所賦予他的人物的，也看不出有超越當時社會物質和精神關系的爆炸性的內容。

另一方面，對封建禮法同樣起著腐蝕和瓦解作用的，還有來自與叛逆人物相對的反面力量，如賈珍、賈蓉之流。例如，父喪守制盡哀，是封建社會三綱五常的頭等大法，賈敬新喪，賈珍父子“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旁借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后，仍偷空尋他小姨子們廝混”。賈蓉當著人面前“稽顙泣血”，一進內室就和兩個年輕姨娘調情，輩份尚且不顧，連丫頭們都看不過，認為“熱孝在身”，不該這樣胡鬧，賈蓉干脆就“抱著丫頭親嘴”，形象十分不堪。此外這類悖倫逆禮，無法無天的行為還有的是。這種對封建禮法挖墻腳的諷刺，實在遠比叛逆人物的抗擊要厲害得多。可是，幾千年來，這類正面和反面的摧折封建秩序的現象，是和封建制度相始終的。如果沒有危及社會基礎的沖擊，單靠這點叛逆力量，要使這個制度毀滅，是辦不到的。曹雪芹并沒有在《紅樓夢》中展示或暗示出一種使這個世界徹底完蛋的力量，只是向人揭發，這個社會是何等丑惡，何等不合理。這樣深刻有力的揭露已經很了不起了。曹雪芹宣判了這個家庭的毀滅的未來，卻沒有宣判這個制度的死刑和約許新時代的到來。他不是一唱天下白的報曉雄雞，《紅樓夢》只是一個漫漫長夜的動人心魄、輾轉反側的夢魘。正如題目所示，它是一個悲壯的“夢”。

這因為，曹雪芹既是封建家族的叛徒，在另一意義上又是封建家族的孤臣孽子。他正是在這樣矛盾和苦惱的自我斗爭中爆發出他天才的火花的。對他所身處而且苦樂備嘗的社會制度，一面，他憎恨它; 一面，他要保衛它。

有力地證明這后一點的，是他筆下的人物探春。《紅樓夢》所有維護統治秩序的人物，幾乎全被曹雪芹所貶責，所鞭撻，或至少致以微詞的。別說賈赦、賈政、賈珍、賈璉、王夫人、鳳姐之流，就是薛寶釵、平兒等人物的不為讀者所喜愛的一面，也都是屬于她們對封建禮法進行維護的一面。讀者的所以反感或部分反感于這些人物，正是因為受藝術形象即作家的感情態度所誘導。惟有探春這個人物，可說是最嚴正意義上的封建秩序的維護者，而曹雪芹卻是帶著全部愛心描繪她，肯定她的。她的嚴格的嫡庶之別，尊卑之別，她的義正詞嚴地對生身庶母趙姨娘的諷刺，她的維護封建體制、熱心家族利益的主子氣概，她給王善保家的一記耳光，她代理當家的興利除弊的遠見和精干，等等，曹雪芹都以滿懷敬愛，滿懷憐惜，無一貶詞地繪寫的。她既溫柔，又剛強;即風雅，又練達;既灑脫，又不失身分，還帶有悲壯的自我犧牲以顧全大局的品質。如果《紅樓夢》中別的人物，都還不是作家心目中無懈可擊的人物，包括林黛玉在內;那末在探春身上，是看不出作家的任何不滿情緒的。探春性格中的弱點，是我們以今天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和歷史觀衡量后才看出來的，與曹雪芹本人的感情態度毫不相干。探春是曹雪芹一本正經、和心和血肯定的人物，但她又絕不是概念化的人物，是擁有豐富個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其造型的生動鮮明決不在寶玉、鳳姐、薛、林之下。人物的高度藝術成就證明，她是曹雪芹現實主義藝術思維的結晶之一，同時也顯示了曹雪芹觀照生活、評價生活的態度和感情色彩。

《紅樓夢》預示了賈家無可挽回的毀滅前程，但曹雪芹卻寄厚愛于這個力圖挽救這個家族命運的英雄。探春的形象比任何理念的浮詞更有力地說明了曹雪芹思想感情的一個重要方面，可說是核心的一面。曹雪芹開宗明義所表白的“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因而“愧則有余，悔又無益”，這些話的當之者，其唯探春乎!

《紅樓夢》寫了那么多愛情故事，寫了那么多少男少女的悲歡離合，寫了那么多世態人情和人生曲折，那末多人物或是自作孽，或是迫于制度與環境，沒有一個有美滿的結局，條條路通向悲劇。曹雪芹沖破了中國傳統敘事文學(至少是宋元以來)泛濫成災的大團圓的格局，創造了一部體現著作家的悲劇氣質的中國式的大悲劇。這部悲劇建立在對一個豪富家族內部和外部關系的精致細密的描畫上，體現著封建制度的物質與精神、倫理與風習的五花八門的運動姿態;在荒淫糜爛、作威作福、勾心斗角、你哄我攘的混濁生活的包裹下，一群善良的生靈在其中掙扎、蠢動、啼笑，而最后無賢無愚地成為這場悲劇的殉葬品。曹雪芹鞭撻了那些該鞭撻的人物，更鐘情于那些各具悲壯品格的人物的命運和他們的毀滅過程。曹雪芹不是在“悲金悼玉”，而是，哪怕人生是悲劇的，他也要謳歌這份毀滅中的壯麗。這就是《紅樓夢》的藝術生命力之所在。作家的和小說的悲劇品格就從這份嘔心瀝血、生死以之的人生執著而來。

《紅樓夢》有很多異名，作者在第一回中就提出了有《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等名目，都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曾經想使用的，但最早與世人見面時稱作《石頭記》，它的前八十回在作者在世時已以傳抄的形式流行，全書是否完成，研究者們的結論不同。不管曹雪芹已完成了全書或僅有未完成的現已迷失的殘稿，但現在可以確信為曹雪芹寫下的只有夾有脂硯齋評點的前八十回。它的后四十回是程偉元和高鶚于乾隆五十六年(1792)首次以木活字排印問世的。后半部續作者一向被認定為高鶚，清人許多筆記中還說有幾個不同的續本。高鶚是否親自續成此書或另有所據也還有爭論;但無論如何，后四十回的成就較前八十回的藝術成就相差甚遠，最顯然的是人物性格，前八十回栩栩欲生的人物，到后四十回都成了干癟的軀殼。情節雖然維持著悲劇的結局，但壯美的氣勢大減。但因為后四十回大致仍維持著悲劇結局這點還差強人意，所以至今仍能附曹雪芹的驥尾而流傳。

八十回抄本今存的有甲戌(1754)年、己卯(1759)本、庚辰(1760)本、戚蓼生序本、舒元煒序本、夢覺主人序本、南京圖書館藏本、列寧格勒圖書館藏本、鄭振鐸藏本、蒙古王府本等十多種，抄本所署的干支年代并不完全表明時代的先后，抄本大多殘缺，其中庚辰本是較早而又殘缺較少的一種。

這些抄本都帶有作者同時人或稍后讀者的評語，較早本都有“脂硯齋×閱評過”字樣。評語也以署名脂硯齋的為最多，還有松齋、畸笏叟等等的署名。有些是曹雪芹的親屬，甚至可能有曹雪芹自己的評語在內。現在通稱“脂評”，脂評對小說的創作過程、作者意向、構思脈絡、藝術手段和小說所寫的生活素材提供了許多線索，有助于對小說和作者的理解。但是應該特別指出，哪怕脂評是作者所同意或竟是自己所寫下的，也不能把它看作小說形象的補充。閱讀小說應該以小說中的形象表現為根據，而不能追隨他人的評論;即使是作家自己的評語，也只能看作是理解小說的附加材料。因為作家在寫評語時，他所盡的已不是創作小說的作家的職能，而是解釋形象的批評家的職能了。一個作家理念性的意見未必和他訴之于形象的東西完全一致，后者反而是他生命的真實表現。應該以形象去檢驗評論，不能反過來用評論去檢驗小說。否則，就會走上另一條“索隱派”的道路。

《紅樓夢》的豐富內容和卓越的藝術成就吸引了廣大的讀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專門研究此書的“紅學”。過去的老索隱派從小說形象之外揣測它所蘊藏的深義，臆想出什么明珠家事說，順治董鄂妃故事說、康熙朝政事說、雍正奪嫡說，排滿說等等。本世紀20年代以后的“新紅學”則致力于考證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和行實，并大量利用脂評，形成了一種以自傳說為主的研究道路，將書中的事實和曹雪芹的身世、曹家的興衰史一一參對。這比索隱派之脫離了作家和作品固然是一大進步，但藝術即使在敘寫真實生活時，也必然要改變生活原來的比例，將現實進行美學轉化。誠如魯迅所說：“《紅樓夢》里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吧。”(《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

理解和研究任何作品，當然也需要理解和研究作家，但比起作品來，作家畢竟是第二義的。而且，要理解作家，首先需要從作品去理解，只有作品本身才是作家提交給世人的他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的真面貌。在這樣的前提下，知道一點作家曹雪芹的身世才是有用的。

曹雪芹(1715—1763，一說1724—1764)名霑，字夢阮，除了別號雪芹外，又號芹圃、芹溪。祖籍遼陽，先世是漢族，后來成為滿洲正白旗“包衣”人。曾祖曹璽曾任江寧織造，曾祖母孫氏做過康熙帝玄燁的保姆。祖父曹寅曾是康熙帝的伴讀和御前侍衛，后來也任江寧織造兼兩淮巡鹽監察使，很受康熙帝寵信;曹寅本人文化修養很高，刻過不少書。曹寅死后，其子曹颙、曹頫先后繼任江寧織造，祖孫三代任此職達六十年之久。曹雪芹幼年在這樣一個聲勢顯赫的大家庭中成長，《紅樓夢》所描寫的繁華場景是有其生活經驗作根據的。

雍正初年，由于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牽連，曹家受到極大打擊，曹頫被革職下獄，家產抄沒，曹家從此一蹶不振，曹雪芹也隨著全家回北京居住。晚年的曹雪芹寓居于北京西郊，過著“舉家食粥”的窮苦生活，以賣畫賣文為生，《紅樓夢》就是在這種境遇下寫成的。最后由于幼子天折，貧困憂傷，臥病而死。

據曹雪芹同時人的記載，曹雪芹“身胖，頭廣面色黑”，如果賈寶玉是他的自況，那么外貌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他嗜酒，豪放不羈。他的詩立意新奇，他的友人郭誠稱贊他的詩“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即說他的詩風逼近唐人李賀。他又是一個畫家，常繪奇石。他的友人郭敏有《題芹圃畫石》詩，說他“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可以看出他以畫石來舒泄郁積之氣的大概。

曹雪芹畢生的最大精力傾注于《紅樓夢》的寫作上，自稱“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又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寫作過程中顯然有不少改易，從現在小說中的許多刪節不盡的痕跡看，早期的《風月寶鑒》可能類有一些受《金瓶梅》影響較大的色情描寫，如世人所盛道的“淫喪天香樓”之類的情節。但后來由于美學思想的突進，他舍棄了這些美學層次上較低的內容，改寫成現在的模樣。如果研究家在進行考據時，能闡明他的美學思想的進程，而不斤斤于探索脂評中所透露的原來是如何如何并力求找出原來被作家摒棄了的東西來，是很有意義的。

《紅樓夢》不但從抄本問世以來就風靡讀書界，成了知識界聚論不休的話題，而且兩百多年來，影響愈來愈廣，現在除了有國內各民族語言的譯本外，世界各主要語種都有譯本，成了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門，幾乎達到有飲水處皆有紅學研究的程度。紅學和荷馬學、莎士比亞學等世界不朽巨著的學術研究一樣，成為文學界研究不息的課題。

《紅樓夢》的巨大成功曾引起了大批追隨者的效顰，清代有不少仿效它的續作，如《后紅樓夢》、《紅樓后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紅樓補夢》、《紅樓重夢》、《增補紅樓》、《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紅樓夢影》、《鬼紅樓》等。這些書大抵見識凡下，無藝術價值可言，而且多以促成團圓為目的，不堪卒讀。誠如魯迅所說： “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中國小說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