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薛寶釵》解說與賞析
仿佛與林黛玉有意識地進行對照,薛寶釵是含著溫文爾雅的微笑登上賈府的人生舞臺的。
不妨從薛寶釵那把“不離不棄”的金鎖說起。胖胖的寶姑娘,每日價戴著金鎖,實在是一個額外負擔,所以她不無感嘆地說:“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著;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兒?”真的沒有“趣兒”嗎?不盡然,借秦鐘一句話說:“此卿大有意趣。”要不然,薛寶釵何以在剛到賈府的日子里,就采取“啟發式”,讓寶玉奉上那塊晶瑩美玉,巧妙地引出了“金玉良緣”之說?“寶釵因笑道:‘成日家說你的這塊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過,我今兒倒要瞧瞧。’說著,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過去,便從項上摘下來,遞在寶釵手內。”請注意:“成日家”,說明早有所聞,思想上做了充分的準備,“倒要瞧瞧”,可見她這回下定了非見識不可的決心,“挪近前來”,太難得了,除了這唯一的時刻,往后的薛寶釵說什么也不肯公開地、主動地“湊”向寶玉了! 當然,醉翁之意不在“玉”,在于亮“鎖”也。所以,寶釵將玉看畢,又重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里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似乎剛剛知道這八個字。其實,她早該知道了,因為“成日家說你的這塊玉”,豈有不議論玉上篆文之理?——沒有直接佐證,姑且按下不提。現在最要緊的,是把話頭引向金鎖,誰來接茬兒呢?有了:“(寶釵)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里發呆作什么?”鶯兒不愧為好搭檔,馬上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果然效果極佳,寶玉立刻纏著要看金鎖,并且有口無心地重復了鶯兒的話:“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兒。”誰說寶釵并不留意于“寶二奶奶”的寶座?這一把懸在心頭的金鎖,無鑰匙自開,使寶釵心扉微啟,讓讀者從“門縫”里覓見了她靈魂深處的隱秘一角。曹雪芹并不滿足于此,他還要讓這把鎖再顯一點本事呢。在寶玉被打之后,薛蟠曾經同寶釵發生過一次口角。薛蟠說:“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就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這金鎖要揀有玉的才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護著他。”真是“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薛蟠的話一下子泄露了薛家的“天機”,——他們是早有所謀的!這怎能不叫寶釵“氣怔了”,拉著媽媽哭鼻子呢?曹雪芹還沒有打住,他又從另一側面,用金鎖的遭遇來作證,給薛氏門庭的“金玉之謀”下了個推翻不了的結論。
我們之所以較為詳細地評說了薛寶釵的金鎖,是因為這玩藝兒太要緊了。同蘊含自然之氣的“木石前盟”相映照,“金玉良緣”分明象征著封建貴族家庭財勢與權勢的結緣,此其一;從圍繞著金鎖展示的種種心機和手段看,薛寶釵的皇商家庭充滿了極濃的“市儈”氣息,她的為人處世必然同追求實權、實利有相當緊密的聯系,此其二;作為又一種象征,金鎖將薛寶釵“鎖”了一輩子,“鎖”盡了她的青春和活力,她實際上是一個十分不幸的囚徒,此其三。這樣,當我們透過“鎖孔”去掃瞄寶姑娘的人生歷程時,許多難解的“結”便變得較為好解了。
評論薛寶釵,人們總愛把她同林黛玉做比較。比來比去,常覺得她倆各有千秋,難怪賈寶玉理想中的仙子是釵、黛合一的:“其鮮艷嫵媚,有似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究竟釵、黛在神韻上有何差異呢?《紅樓夢》第74回,讓林黛玉和薛寶釵一起,面對著飛揚的柳絮,發了一通感慨,留下了兩首特別有意思的《柳絮詞》,可以幫助我們審察這兩位貴族少女的品格和志向。黛玉是:“……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舍誰收?嫁與東風春不不管,憑爾去,忍淹留!”寶釵是:“……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借柳絮自怨自嘆。她純真、執著,無限深情地向往著青春和自由。所以,她的詩如泣如訴,既同情韶華白頭,又抱怨東風無情地將柳絮卷去。薛寶釵想到的是平步青云,早日攀上她心目中的“寶座”。她的詩充滿了自尊、驕矜、做作,以及急不可耐的期望。所以,她的“觸物抒懷”同林黛玉迥然不同。林黛玉強調了身不由己的“嫁”,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柔情,一種合掌祈求的神態。薛寶釵強調的是“憑借”,帶著皇商小姐的急功近利的“生意經”,一種萬物皆備于我的有恃無恐的氣勢。
當然,這不是說寶釵就是一個女性的“薛蟠”。比起自己的哥哥來,她受過比較系統、完善的封建理學的教育,處處顯示著“端莊”和“凝重”。而且,她的文化教養甚高,堪稱一位頗有才華的女詩人,所以她的主導性格常常以高雅、嫻靜、自然、和諧的形式來顯現。請看寶玉被打之后,她與襲人的不同“慰問”方式和情態。她們都覺得寶玉有錯,賈政教訓得有“理”,只是下手狠了點。寶釵說:“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才生氣”;襲人說:“論理,二爺也得教訓教訓才好呢”,異口同聲,都認為賈寶玉咎由自取,——分明是一種正統派腔調!然而,這種思想內蘊的表現方式又很不相同,值得我們細加審視。花襲人自恃與賈寶玉的特殊關系,當然要在私下里對寶玉的傷勢表示特殊的關心,所以,她在賈母、王夫人等人去后,首先查看了二爺的傷勢。打得多重呀! 她不由得動了感情,咬牙切齒地說:“我的娘!怎么下這般的狠手?”言語粗鄙,而且在沒有第三者的情況下譴責了賈政的“狠手”,頗對寶玉的胃口。薛寶釵如何呢?她的身分和教養使她不可能喊“我的娘”,更不會對賈政有半點微詞;她的心很細,無須察看,也不便察看傷勢,——這頓板子肯定打得寶玉皮開肉綻了。如今需要的是病中送藥,方能表示自己對寶玉的一片真情,于是,她“手里托著一丸藥”走向寶玉的病床,見了面也很有分寸地問了一句:“這會子可好些?”絲毫不觸及他們父子之間的沖突。花襲人勸賈寶玉是“我”字當頭,很自信,并不避嫌:“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這個分兒。”薛寶釵在寶玉和丫頭面前不得不巧妙地運用“外交辭令”:“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不肯把“我”掛在口上;但此時,若不把自己擺進去,就顯得見外了,也無法將自己的感情傾向顯示出來,所以用了一個“人”字,雖是泛指,卻分明有她薛寶釵在內,十分得體。花襲人面對著寶玉的沉重傷勢,馬上想到了自己的將來,她有點慌了,故叫道:“可叫人怎么樣呢!”說得很焦急,又有些忸怩,只得請“人”來幫忙。薛寶釵面對寶玉的沉重傷勢,也動了情。所以,她情不自禁地難受起來:“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里也——”措辭仍舊很委婉,講的是“我們”,但感情分量加重了,她也“心疼”了。然而,薛寶釵不論在什么時候都是薛寶釵,這“心疼”這二字是萬萬不能脫口而出的,所以她趕緊剎住話頭,“剛說了半句,忙又咽住,不覺眼圈微紅,雙腮帶赤,低頭不語了”。此處無聲勝有聲。薛寶釵的心機比起花襲人的手段來,確實要沉穩得多,高雅得多了!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不難發現,薛寶釵的為人處世是何等精明,何等細致啊!不用說“呆霸王”薛蟠學不到這一手,就連同樣“賢”、“惠”的花襲人也只能望其項背。面臨末世的封建統治階級特別需要這樣的人才,故賈府的當權者們十分自然地認定,唯寶釵才能治好這個“家”。
誠如魯迅所說,《紅樓夢》寫“好人”并不“完全是好”,寫“壞人”并不“完全是壞”,就連幾乎把壞事做絕了的王熙鳳也不是“人味兒”全無,何況寶姑娘呢?作為“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脂粉隊伍中的重要成員,薛寶釵同樣是一個悲劇性人物。
《紅樓夢》第42回,薛寶釵曾款款地向林黛玉說了這么一番話:“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個讀書人家,祖父手里,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也背著他們偷看。后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看來,薛寶釵也有過天真爛漫、純潔無邪的童年。她甚至比林黛玉更早地受到了《西廂》、《琵琶》之類讀物的思想洗禮。然而,幾番風雨,她那可寶貴的“淘氣”很快地成了一現的曇花。賈寶玉曾對此深表惋惜:“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的女子,也學得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當然,封建階級的思想專制并不可能一舉撲滅薛寶釵的青春火花,我們透過曹雪芹的精彩描繪會依稀看見這種人性之光的閃爍:在滴翠亭畔,她“香汗淋漓,嬌喘細細”,沉醉在撲蝶的愉悅之中,心頭洋溢著一個少女對青春的向往之情。在平日,她“冷”得如山中“晶瑩雪”;看今朝,她活潑得勝似“迎風翩躚”的彩蝶。祭餞花神的美好民俗,眾多女兒交織成的令“桃羞杏讓,燕妒鶯慚”的春之彩卷,使寶釵得以在這個時刻“放縱”了自己,——她又是那個“淘氣”的、“夠個人纏的”小丫頭了。這是被壓抑的感情潛流下意識的涌現,故寶釵自己也沒有覺察到,要不然,這一幕“人戲蝶,蝶戲人”的青春妙劇就不可能發生了。又如,第36回寶釵獨自守在午睡的寶玉身邊,那么溫柔,那么含情,一邊繡著“鴛鴦戲蓮”的寶玉的兜肚,一邊留意著鉆進窗紗來的小蟲子。這情景,分明與“仕途經濟”之類的“混帳”思想無關,也不是出于某種目的而主動“挪”近寶玉,這是一個沉浸在戀愛氛圍中的少女的微妙情態,難怪隔窗相望的林黛玉要看“呆”了,而且毫無妒意,因為這圖景本身就是一種美,一種天然的人情美。諸如此類的例子在《紅樓夢》中還可以找到一些,盡管星星點點,卻頗能叫人意蕩神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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