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燈》解說與賞析

李綠園

《歧路燈》是產生于清朝乾隆年間的一部長篇小說，共一百零八回，六十余萬字。它描寫主人公譚紹聞少年時為“匪人”所誘，荒廢學業，腐化墮落，成為敗家子;后來又在正派人物的輔助下改邪歸正，重振家業的全過程。小說以此為主線，描寫了各階層的人物和廣泛的社會生活。

《歧路燈》的情節結構可分為三大部分：第1—12回為第一部分，先介紹譚氏舊宦門第和譚孝移為人處世、交友讀書、功名舉業情況; 然后敘寫譚孝移赴丹徒敦睦族情，被保舉為賢良方正，赴京候選。告病回鄉后，一病不起。臨死囑咐兒子譚紹聞“用心讀書，親近正人”。這是全書引子和故事情節初步展開部分。第13—82回為第二部分，寫譚紹聞的墮落過程，是故事發展和高潮部分。第83—108回為第三部分，寫譚紹聞改邪歸正，家業重振，是故事的結束部分。

小說著重描寫的是譚紹聞如何一步步墮落下去的。譚紹聞生于一書香門第，祖上做過河南靈寶縣知縣，以后數世“書香相繼，列名膠庠”。父親譚孝移是選拔貢生，為人端方耿直，學問醇正。譚紹聞七歲讀書，由于父、師的嚴格要求和悉心教育，到十二歲已會背誦《五經》。學院的經書考試，名列前茅。這個將來可做“閣部名臣”的少年十二歲時，父親進京候選，良師離去，母親王氏沒有見識，為他請了一個品行不端的教師侯冠玉，對他放縱，而且施以不良的教育：主張把八股文“讀熟，學套，不愁不得功名”;還叫他閱讀《西廂記》、《金瓶梅》，從中學習各色“文法”。在父親死后的三年時間，侯冠玉的不良影響越來越嚴重，使譚紹聞荒廢了學業。到了十六歲時，他“人大心大，漸漸的街頭市面走動起來，沾風惹草，東游西蕩，只揀熱鬧處去晃”。這是開始墮落的階段。十七歲起，他與表兄王隆吉、公子盛希僑、無賴夏逢若結拜為兄弟，便開始了嫖賭。起初“總覺心下不安”，以后便樂不思蜀，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雖經父執程嵩淑等正派人物的匡正和縣令的教誨，自己也曾立志改過，但在“匪人”的引誘、母親的護短和貪官的包庇下，終于完全墮落。這是墮落越陷越深的階段。從二十五歲起，到三十歲止，譚紹聞家境敗落，債臺高筑，窮極無聊之際，受夏逢若的慫恿，他在自己家里開賭場，窩娼妓。后來又引來一個道士燒丹灶，想點石成金，結果被騙走二百三十二兩銀子;還在夏逢若的慫恿下找來一個小爐匠在家私鑄銅錢。這是他完全墮落，走上犯罪的階段。

作者描寫譚紹聞的墮落，雖然觀點是封建正統的，但是描寫真實，因為符合封建地主階級沒落的趨勢，有其社會歷史的根據。對于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子女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也有普遍的啟發教育意義。至于譚紹聞后來改志換骨，奮發讀書，又加上本族兄長的提攜，譚紹聞父子功成名遂，家業重振。作者在這后一部分傾注淑世的主觀意圖，發揮了封建“綱常彝倫”教科書的作用。

小說的發生時間雖然放在明朝嘉靖年間，但實際上反映了18世紀中后期清代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意識。首先，作品宣揚了封建的教育思想、綱常倫理和為人處世之道。第11回譚孝移有一段話說道：“子弟初讀書時，先叫他讀《孝經》及朱子《小學》，此是幼學入門根腳，非末學所能創見。王伯厚《三字經》上說的明白：‘《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是萬世養蒙之基。如此讀去，在做秀才時，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時，自是經濟良臣;最次的也還得個博雅文士。”他還反對“專學八股”、“急于功名”，這段話很有代表性，是針對不正派教師侯冠玉的教學方法而說的，因為侯的主張恰恰與他相反。侯還叫十一、二歲的孩子讀《西廂記》和《金瓶梅》，譚孝移暗自驚呼：“殺吾子矣!”侯冠玉的教學方法固鄙陋荒唐，譚孝移的“幼學目不睹非圣之書”的正統教育方法也不見得合理。蘇霖臣作了一本《孝經圖說》的書，不但譚紹聞及其子興官喜歡看，而且家中婦女個個喜歡看。作者此刻也忍不住而要站出來說話了：“這不是蘇霖臣的書好，只為天性人所自有。”忠孝節義是綱常倫理的根本內容，作品為之描畫了一些忠臣、孝子、節婦、義仆的形象。作者對君臣大義極為重視，描寫譚孝移被保舉為“賢良方正”，進京候選，就是為了盡忠。京城的房主人柏永齡也給他說君臣大義，引羅仲素的話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又說：“韓昌黎云：‘天王明圣兮，臣罪當誅。’這九個字都說到文王的心窩里。”這已是宣傳愚忠愚孝。宗族的人倫關系是封建地主階級極為重視的內容，小說一開始就寫丹徒老家的譚紹衣派人來請譚孝移去修家譜，以敦睦族情，實際上是為了維護和擴張家族的勢力和權益。二十年后，譚紹衣做了荊州知府，譚紹聞這時家道敗落，便想前去打抽豐。小說在以后的情節中描寫了譚紹衣對譚紹聞父子一再提攜。

作者對于科舉制度并不否定，只是揭露其弊端。最顯著的弊端是“專弄八股”，作品中所寫凡是“專弄八股”的人都是不學無術的人，如侯冠玉就是;還有祥符縣副學陳喬齡不會擬四個字的匾額;張類村是個優等秀才，不會撰寫屏文。另外是考試作弊，如盛希僑為其弟希瑗迎親時臉面好看而在鄉試時“開發槍手，打連號謝儀共花費一千有零”，果然中了個副榜。作者通過正派人的言論表現了重視讀經史，窮經致用的主張，這在科舉盛行的時代，比那些腐儒和品行不端的人主張專弄八股還是略勝一籌的。

作品對清官是歌頌的，對官場的貪污現象給以無情的揭露。在描寫清官時又往往與理學聯系在一起，因為清官往往是崇奉理學的。婁潛齋做官以后，人人說他是青天老爺，他又是“正經理學”。程縣尊有“縣包爺”之稱，崇奉理學，親祭韓節婦，以振綱常。盧學政不但“是個理學名儒”，而且是個“秉公校士”的清官。其他清官雖不明言其與理學的關系，但其崇奉理學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理學在明清時代是官方哲學，是統治的思想。如荊縣尊“愛惜民命，扶持人倫”;邊玉森能為死者申冤，勤于政事;譚紹衣“慈祥居心，狷介勵操”;季偉勤勞辛苦，為民愛戴等等。

至于官場上下貪污受賄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保舉賢良方正要看被保舉者的家底是否豐厚，因為這“是很花錢的營生”。譚孝移被保舉后，王中和閻楷拿了五十兩銀子先在各衙門的禮房書辦處一一打點。巴庚酒館賭博出了人命案子，譚紹聞怕牽扯到出官受審，轉托鄧三變向知縣行賄：謝儀二百兩，禮物價一百九十七兩。衙門受賄不論地方和朝廷，都是一樣。譚紹聞參與防倭寇有功，得到保舉引見，因為“銀子不到書辦手”，遭到種種刁難。盛希瑗為他暗墊二百四十兩行賄，才得到引見。書辦小吏如此，大的選官補缺，貪污行賄已是公開化了：“稱那銀子，不說萬而曰‘方’，不說千而曰‘幾撇頭’”，由此可見吏治的黑暗。

作品對于社會黑暗現象的揭露，特別對市井無賴邪惡行為的揭露，也是令人注目的。市井無賴是社會的渣滓，他們中有幫閑、篾片、流氓、賭棍等，以坑騙、偷竊為生。像夏逢若、張繩祖、王紫泥這些官僚地主破落子弟也加入了這幫蛆蟲的隊伍。他們窩娼開賭，引誘良家子弟去賭，弄得傾家蕩產。譚紹聞被他們誘騙得債臺高筑，而且被逼得兩次出外逃債，一次上吊尋死。巴家酒館是“賭博的剝皮廳”，布商的兒子竇又桂偷著到那里去賭，輸掉一百三十兩銀子，被父親打了一悶棍，雖未致命，但羞愧難當，上吊而死。譚紹聞開賭場，土豪惡少管貽安來賭，還把霸占的良家婦女雷妮窩藏在譚家，雷妮的公公尋找雷妮，自縊在管家門樓。這些蛆蟲擾亂了社會秩序，制造了種種罪惡，作者憤怒地譴責了他們。

在藝術上，《歧路燈》是有相當成就的。它描寫的人物形象，性格鮮明的典型形象不少，如譚紹聞、盛希僑、夏逢若、張繩祖等，他們都是世家的墮落子弟，但性格又各有不同：譚優柔寡斷、意志薄弱，盛粗魯驕縱、奢侈豪爽，夏刁鉆坑騙、卑鄙無恥;張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譚孝移、婁潛齋、程嵩淑、張類村、孔耘軒、蘇霖臣六人是好朋友，他們各具性格特點，程嵩淑曾對之有所評論：“類老慈祥處多，斷制處少;耘老沖和處多，棱角處少;我便亢爽處多，周密處少;即如移兄在日嚴正處多，圓融處少;惟婁兄有咱四人之所長，無咱四人之所短。”他沒有評論蘇霖臣，從蘇的為人看，當是謙虛處多，爽快處少。這些特點都很確切，也可見作者對其藝術成就的自負。

作品的情節結構也有特色。首先是以主要人物譚紹聞為主線來反映廣泛的社會生活，因此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很少有散漫之處。其次是情節的發展也相當曲折生動，如譚紹聞一步步走上歧途，日趨下流，頗為讀者擔心;夏逢若、張繩祖對譚紹聞的誘騙手段每次各有不同，對讀者都有吸引讀下去的力量。再次是在情節的發展中常有心理的描寫，也很顯著。

此外作品描繪了18世紀的商業活動、婚喪禮儀、科舉考試、官場宴飲、戲曲演唱等等場景，有很高的認識價值。

作者李綠園，名海觀，字孔堂，綠園為其號。祖籍河南省新化縣，其祖父李玉琳遷居寶豐縣，是個秀才。其父李甲，也是庠生。綠園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1)。十三歲應童子試，但不知何時成為秀才的。三十歲考中乾隆丙辰 (乾隆元年，1736)恩科鄉試舉人。四十二歲開始撰寫小說《歧路燈》，連續寫作近十年，以出仕輟筆。從五十一歲起，舟車海內三十年，足跡遍及冀、魯、川、黔十個省份，官位很低，至六十六歲時始任貴州印江縣知縣。六十八歲返鄉，又開始續寫《歧路燈》，兩年后完成。前后歷時三十年。書成，以各種抄本流行。1924年洛陽出現清義堂石印本。1927年由馮沅君標點、馮友蘭校閱，北京樸社排印本只刊出二十六回。至1980年始有欒星校注、中州書畫社出版的一百零八回全本。此外他的著述尚有《綠園文集》(佚)、《綠園詩鈔》(四卷)、《拾捃錄》(十二卷，佚)、《家訓諄言》 (一卷)。

李綠園深受程朱理學影響，因而主張文學要“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倫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間張得口”(《綠園詩鈔自序》)。可見他是一個載道派，把文學作為宣揚宗法倫理、綱常名教的工具，這在《歧路燈》中表現得很明顯。在他載道思想中也有一些積極的因素，如民本思想和德治的主張，因而關心民瘼，愛國愛民;如窮經致用，尚實求真，因而見解通達，重視現實，在藝術創作方面，便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忠實于現實生活的反映。

李綠園寫作《歧路燈》晚于《儒林外史》，而早于《紅樓夢》。這三部長篇小說都產生于清代乾隆年間，表明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發展至此達到高峰。